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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9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中）與其他國家領導人及代表在吉爾吉斯斯坦比什凱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第26次國家元首理事會會議。 |
多邊架構很少以戲劇性轟然倒塌而告終，它往往在不知不覺中被掏空，成為現實條件與過時制度之間矛盾衝突擴大的犧牲品。2026年8月底到9月初的短短24小時內，當代地緣政治格局便表現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區域主義模式。
其一是上海合作組織，它基於共同目標、互不干涉和相互尊重，展現了一種沉穩而宏大的目標共識。其二是太平洋島國論壇，該論壇年度峰會有五位國家元首缺席，峰會日益被裹挾進西方主導的地緣政治紛爭。上合組織提供了包容性治國方略範本，而太平洋島國論壇的亂象則暴露了戰略死胡同——一條植根於歷史霸權的“坦途”，這中間，區域機構被納入排他性遏制陣營。
對地處印度洋與太平洋交匯處的東南亞而言，這種對比帶來的啟示無比迫切。東盟長期以來一直倡導區域中立，但其個別成員正面臨加入親西方安全架構的巨大壓力。然而，正如筆者之前所論述的，隨着西方國家力量投射的物質局限性已無法迴避，對沖策略必須讓位於前瞻性的制度設計。構建一個以東盟為中心、不可分割的區域安全與繁榮新架構短期內雖難以實現，但制度建設從來不是一次性宣告，它是一個持續的、審慎的治理實踐，需回應不斷變化的物質現實；同時，它可以從上合組織的歷史、運作精神、安全原則和經濟架構中獲得深刻的啟示。
兩條軌跡：起源與制度演進
要理解這兩個機構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就必須審視其起源和歷史構成。太平洋島國論壇有超過60年的歷史，其前身是1971年成立的南太平洋論壇，由澳大利亞、新西蘭、斐濟、瑙魯、薩摩亞、湯加和庫克群島等七個國家組建，目的是讓小島國脫離殖民管控，在區域貿易、航運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擁有集體發言權。隨着時間推移，其成員擴大到橫跨大洋洲的18個國家和地區。然而，儘管初衷是打造太平自主發聲的平台，該論壇在資金和安全協調方面卻對澳新兩國有結構性依賴，這使其發展職責日益被劫持。西方贊助國在態度上漫不經心，太平洋地區的發展亦難言成功。近年來，西方盟友試圖將該論壇改造為對抗外來投資的前沿工具，引發了嚴重的內部制度摩擦，並導致太平洋主權國家領導人選擇疏離。
相比之下，上合組織則成為務實、外向型演進的範例。其前身是1996成立的“上海五國”，旨在解決後蘇聯時期的邊界爭端。2001年，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正式建立上合組織。最初，該組織的職責是集中應對中亞邊境地區的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三股勢力”。
然而，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里，上合組織的制度職能大幅擴展。在認識到安全與經濟穩定密不可分後，該組織將其視野從狹隘的反恐合作拓展到全面的經濟安全。如今，其運作議程涵蓋跨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運輸走廊、能源聯合體以及一體化支付體系。一家開發銀行也在籌備之中。
伴隨制度的成熟，該組織地理和人口規模也大幅擴張。上合組織已擁有十個正式成員國，新增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羅斯，另有觀察員國和十多個對話夥伴。其框架如今涵蓋27個國家，覆蓋歐亞大陸60%以上陸地面積及34億多人口，接近全球人口的一半。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它約佔全球GDP的36%。至關重要的是，上合組織是在堅持嚴格協商一致原則的同時達到這一前所未有的規模，這證明，眾多國情迥異的大國可以在貿易走廊、自然資源分配和區域穩定方面進行協調，而無需強求意識形態上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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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死胡同的“排他性俱樂部”與上合組織精神
正如桑德拉·塔特最近所指出的，困擾太平洋島國論壇的摩擦源於框架上的根本性衝突。長期以來，西方在太平洋盆地的傳統戰略是將該地區視為排他性安全區，是“美國的湖”。當本是宣告建立“和平的大洋”的宣言，被操作為將外部經濟夥伴拒之門外的安全協議時，小國便會用腳投票。
上合組織的運行範式則完全不同。它成功駕馭了複雜的國家間協調，包括管理成員間明顯的雙邊摩擦，而無需堅持“我們對抗他們”的零和式陣營框架。通過將安全範式錨定為不可分割的安全——即任何國家都不能以犧牲他國安全為代價來增強自身安全——上合組織提供了一個包容性保護傘。
對東盟而言，從這種理念中汲取力量意味着回歸萬隆精神，同時為其注入21世紀的時代內涵。它需要摒棄小型的零和安全框架，如AUKUS或排他性海上遏制陣線，轉而主張包容性的區域安全架構，與所有大國接觸，不要求次區域國家充當前沿軍事緩衝地帶。
以RCEP為橋樑跨越地緣政治鴻溝
如果說上合組織提供了安全理念，那麼《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則提供了直接跨越“西方對抗其他”二元對立的制度橋樑。RCEP將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東盟十國匯聚到了一個統一的、具有凝聚力的經濟框架中。
這為東盟的治理實踐提供了一個重大戰略契機。在東盟主導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盟友與中國、東北亞國家共處同一合作平台。東盟藉此發出溫和而堅定的詰問：區域各國是優先考慮務實的經濟一體化和自主貿易規則，還是讓本國商業利益屈從於外部遏制戰略？
RCEP迫使親西方的區域國家直面自身供應鏈的現實。其統一的原產地規則和深度的關稅一體化鞏固了生產協同效應，對脫鉤的貿易結構形成制約。當各國被佔全球GDP近三分之一的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綁定，安全便不能再被當作零和遊戲，否則將付出反噬自身的經濟代價。RCEP是對區域承諾的實際考驗，它證明，務實的經濟相互依賴能比意識形態的安全結盟更有效地守護和平。
物質基礎、金融基礎設施與能源安全
如果沒有深厚的物質基礎和經濟主權作為支撐，安全架構就是海市蜃樓。除了RCEP的貿易一體化，上合組織的長久優勢還在於其對實體基礎設施、能源走廊和自主融資機制的協調。包括上合開發銀行在內的多邊金融平台的持續發展，契合了東南亞的結構性需求。通過協調區域供應鏈，如印尼下游關鍵礦產加工和區域電動汽車生態系統，東盟經濟體同樣可以將其繁榮建立在實體經濟生產而非金融投機之上。
也許，這一新興架構最關鍵的一環，是維護主權自主所需的金融和支付基礎設施。SWIFT等傳統西方清算機制和美元計價結算體系的武器化，已使中等強國面臨巨大的系統性風險。
幸運的是，東盟並非從零開始。該地區已落地的本幣交易（LCT）機制、跨境二維碼互通、多邊支付實驗（如mBridge和新的金磚國家結算平台），為未來的去美元化貿易打下了基礎。
當東盟內部的數字支付通道與中國、上合組織整體以及金磚國家金融架構相連接時，脅迫性的制度根基就會瓦解。本幣結算消除了匯兌成本，使區域貿易避開次級制裁的影響，並確保發展中國家間的商業往來由自有資本而非西方中介銀行提供融資。
多極時代的治理實踐
一個以東盟為核心，融合不可分割安全原則、經濟協同合作、自主支付體系的全新架構，不會一蹴而就。它需要審慎持久的治理實踐，認清傳統霸權的物質局限，擁抱多極化帶來的機遇。
該地區正面臨選擇。它可以繼續走依附外部安全陣營的“坦途”，任由區域凝聚力被撕裂，也可以鍛造一條自主之路。通過融合萬隆的歷史精神、上合組織的包容性安全理念和不斷擴大的經濟視野、RCEP的產業實力，以及自主支付體系構築的金融韌性，東盟可以打造出一個持久的架構，通過經濟相互依存而非排他性遏制來保障區域穩定。
這樣做的同時，它也可以打開與太平洋島國合作的大門，為發展和安全開闢新的可能性。太平洋島國論壇目前的亂象，與歐亞大陸包容性安全的有序推進形成鮮明對比，它為構建一個契合21世紀需求的亞太安全架構提供了清晰的啟示。受上合組織持續工作的啟發，包容性的行動理念讓人備受鼓舞，其模式被證明是完全可行的。它也表明，主導二戰後國際格局的零和陣營政治既非理所當然，也並非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