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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啟以來，美國持續發生深刻變革。無論是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總統大幅擴權、打擊自由多元主義，還是以交易主義方式處理同盟關係、大搞“退出外交”，都表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力圖對“美國性”進行重塑。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世界和中國需要面對一個與以往大不相同的美國。
概要而言，認識“美國性”的重塑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需要認識一個“非自由主義的美國”以及美國民主體制面臨的嚴重挑戰，重視美國國內政治動蕩對中美關係的外溢性影響。長期以來，人們習慣用“自由民主”描述美國，但是，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以後，其針對民主黨和自由派人士倡導的“多元、平等、包容”（DEI）展開更具系統性的打擊。美國司法部門和立法部門對行政部門權力的制衡有所弱化。特朗普及其背後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政治勢力，試圖重新界定何謂自由、何謂民主，他們希望打贏的並不僅是一場“文化戰爭”，而是試圖將右翼民粹主義的諸多理念制度化。
毋庸置疑，過去數十年來美國國內政治中的各種裂痕持續增大，與政治相關的暴力活動顯著上升。民粹主義的“憤怒”助長了“強人總統”的崛起。無論是保守派精英還是左翼人士，都在一定程度上認可暴力和極端主義。政黨之間的極化演變為政黨內部的極化，政黨政治的極化演變為在美國社會瀰漫的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美國民眾對“體制”的信任度下降，有關“深層政府”“行政國”（Administrative State）如何把控美國政治權力的討論不斷升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不僅要更換美國意識形態體系，還力圖改造美國政府的權力架構。這位標新立異的共和黨總統尋求行政部門權力的急劇擴張，通過實施頗具爭議的打擊移民等政策，嘗試打破既有的法律界限。特朗普在關稅等領域的強勢作為，美國國會對白宮制衡能力的弱化，讓世界看到“強人總統”在美國的興起，進而引發有關“美國式威權”的討論。
第二，需要認識一個“國家主義的美國”，美國政府對經濟發展干預力度的強化將給世界和中國帶來重要影響。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者都尋求制定和實施所謂“現代產業戰略”，希望通過加大美國政府的投入和支持，提升美國在半導體、通信電子、能源、關鍵礦產等領域的產業競爭力，以更強大的“美國製造”實力維護供應鏈安全，減少對中國等競爭對手的經濟依賴。
很大程度上，美國正在經歷從“金融資本主義”向“國家權力資本主義”的轉變。拜登執政時期，時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等人倡導“21世紀的產業政策”，鼓吹更加註重發揮政府作用的“新華盛頓共識”。 2026年6月，美國財長貝森特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發表演講，闡述“21世紀美國經濟方略”。他強調，特朗普政府將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強化國家產業能力，提升美國政府對關鍵物資生產的掌控力。美國政府與社會、國家與產業體系之間的互動正在發生深遠的變化。美國將芯片、關鍵礦產、藥品等產業“安全化”，將對中美長期博弈產生重要影響。
第三，需要認識一個“技術民族主義的美國”，探究美國科技-軍事-工業複合體的興起及其對中美博弈的影響。創新力是美國力量的核心，科技議題成為大國競爭的焦點，大國日益聚焦以技術-產業鏈控制為核心的體系性博弈。為維護自身的科技霸權地位，美國不斷加碼對華“科技冷戰”。贏得與中國的科技競爭，是美國“技術民族主義”的核心目標。特朗普政府試圖以戰略性和任務性導向改造其“創新生態系統”，鞏固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美國將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製造等視為必爭必贏的技術領域。
科技-軍事-工業複合體的興起，是影響美國未來發展走向的重要因素。該複合體充斥很多“技術鷹派”人士，他們高度重視中美科技競爭，傾向於放大“中國威脅”、強化大國對抗敘事，尤其是其重點推動的“智能化戰爭”對中美安全博弈具有重要影響。高技術企業、技術產業協會、研究科技競爭問題的專家和智庫等，成為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關鍵合作對象。深入研究科技-軍事-工業複合體，有助於從美國多元主體及其互動的角度，及時研判美國對華“科技冷戰”的演進態勢，前瞻性地把握中國面臨的風險挑戰。
第四，需要認識一個“交易主義的美國”， 從全球公共產品角度謀劃如何運籌中美關係。全球治理已經成為中美博弈的重點領域，如何應對奉行交易主義、大搞“退出外交”的美國，是中國外交面臨的突出挑戰之一。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曾提出“金德爾伯格陷阱”，這一概念與中美圍繞全球治理的博弈高度相關。“金德爾伯格陷阱”是指在全球權力轉移過程中，如果新興大國不能承擔領導責任，就會導致國際公共產品短缺，進而造成全球經濟混亂和安全失序。
美國曾經是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主導建立了國際經濟治理的主要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此類全球公共產品對於國際貿易與投資的發展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支持全球治理的意願和能力明顯下降。及至特朗普時期，“美國優先”理念大行其道，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單邊主義更趨突出。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後的一年裡，美國就退出66個國際組織。
與此同時，對外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杜如松（Rush Doshi）等美國戰略界人士認為，中國試圖削弱美國對國際秩序的主導權，美國需要設法“鈍化”（Blunting）中國的秩序建設努力。在特朗普政府推動“退出外交”的背景下，如何妥善應對中美在全球治理領域的互動，如何在國際秩序層面實現中美協調，如何處理中美圍繞全球南方的競爭，這些都是中國外交面臨的重要挑戰。
總之，運籌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戰略博弈，需要認清美國成為“躁動霸權”的現實，需要打破對美國的很多慣常認知。惟有針對新的“美國性”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方能構建評估美國戰略走向的精準框架，進而制定靈巧有效的對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