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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7月20日，安迪·伯納姆在唐寧街台階上發表了就任首相後的首次演講。 |
2026年7月20日，英國迎來十年內第七位首相——梅克菲爾德選區議員安迪·伯納姆。他接替前任基爾·斯塔默爵士出任英國首相及工黨領袖。
儘管外界對英國政壇明顯的不穩定性以及伯納姆國內議程面臨的挑戰已有大量討論，但對於其外交政策的探討卻少得多。事實上，已有聲音迅速指出，伯納姆“幾乎沒有外交政策背景”，卻要應對“令人望而生畏的全球挑戰”。
其中一個挑戰，便是如何在中美之間複雜且令人困惑的裂痕中尋求平衡。伯納姆就任首相後，在敲定關鍵內閣任命之前，他致電的首位外國領導人就是唐納德·特朗普。這表明他深知，對於這位極其看重表面形象的白宮現任總統而言，外交姿態極為重要。
至於中國這個兩國關係“黃金時代”早已結束的國家，英國同樣需要一套連貫可行的指導方針。值得肯定的是，在擔任曼徹斯特市長（英國第二大城市經濟體）期間，伯納姆對中國的新能源、電動公交車和先進制造業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今年早些時候，他還曾與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唐銳會面。
然而，他的批評者會指出，治理城市與治理國家在本質上截然不同。
或許正是出於這一考量，伯納姆任命了前工黨領袖、近期的“氣候倡導者”埃德·米利班德出任外交大臣，並重新任命前貿易大臣喬納森·雷諾茲擔任原職，同時賦予其科技領域的額外職責。
據報道，在幕後，有兩位經驗豐富的老將正就安全與外交政策向伯納姆提供建議。一位是“金磚國家（BRICS）”一詞的創造者吉姆·奧尼爾勛爵，他曾呼籲西方放棄“殖民主義心態”，接觸新興的全球南方國家；另一位是斡旋和平的外交官喬納森·鮑威爾，他此前被斯塔默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此次被留任，以提供製度知識和保持政策的連續性。
“黃金時代”十年後
與大衛·卡梅倫執政後期及特蕾莎·梅執政初期那段熱情洋溢的“黃金時代”相比，2026年的中英關係已截然不同。脫歐後不久，英國社會曾對中國成為其首要經濟、貿易和金融夥伴的前景抱有極大的親善與熱情，但如今這種情緒已大幅降溫。與此同時，英國國內政治的變幻莫測，也導致英國民眾對華認知日益安全化，警惕性越來越高。
斯塔默離開唐寧街10號前幾周，他將中資控股的英國鋼鐵公司國有化的決定獲得議會批准。其表面理由是此舉符合英國經濟安全，背後則是外界擔憂中方所有權可能會使這一戰略資產武器化，以此向倫敦索取關鍵讓步。此外，在對華問題上表現出明顯“軟弱”，在樹立形象方面也是不可接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回歸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國在英國的聲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調顯示，37%的英國受訪者相信習近平能“在世界事務中做正確的事情”，而對特朗普持此信心的比例僅為26%。然而，對意識形態分歧、英國國家安全（以及疑似間諜活動）以及北京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增長的實力的“擔憂”依然突出。這或許同樣歸因於英國情報界對華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共識。再加上正在進行的俄烏戰爭以及中俄夥伴關係，這些錯綜複雜的矛盾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阻礙了中英兩國進一步走近。
曾經促成“黃金時代”、區別對待軍事安全與經濟、貿易、氣候領域的政策已不復存在。接下來的問題是：路在何方？
堅持既定路線，增添“地方”色彩
在斯塔默入主唐寧街10號後的各種微妙“重置”中，一個關鍵進展是他應對中美競爭的方式。出於經濟務實主義考量，同時也為了向華盛頓釋放其政策選擇性和靈活性信號，斯塔默發起與中國多管齊下的和解進程，其中包括數次高級別部長級訪問，以及今年1月的兩國元首會晤。伯納姆來自意識形態色彩較淡的地方治理領域（尤其是後工業化時代的英格蘭北部），很可能會延續斯塔默的重新接觸政策。短期內，無論是大幅增加還是大幅減少接觸，都不太可能出現。
話雖如此，伯納姆可能會敦促北京加大對英格蘭北部以及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的實質性投資，這些是推動超越“倫敦-牛津劍橋”三角區、實現更均衡增長的關鍵樞紐。當然，針對戰略性產業仍會劃定明確“紅線”，但在新能源、自動化及非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通過機械人技術）甚至公共衛生和生物製藥研究等領域，伯納姆完全有可能將英國“其他地區”打造為吸引中國人才和資本的磁石。這還可以與深化高等教育機構合作、建立城市間夥伴關係同步推進。這也是伯納姆的一貫做法，他曾在曼徹斯特利用大學作為其創新與科技議程的關鍵依靠。
這些努力不可避免地伴隨各種警示。首先，中英之間承諾的眾多合作關係和簽署的協議，必須為普通英國民眾帶來切實可信的收益，才能獲得真正的支持。儘管前任令人難以置信的低支持率，以及完全分裂的反對黨，讓伯納姆得到了好處，但他絕不能犯任何可能激怒工黨后座議員，或招致國內金融精英和技術官僚階層不滿的錯誤。一項被指責過於“軟弱”或過於妥協的對華政策，可能會帶來高昂的政治代價，而伯納姆對工黨政治的反覆無常並不陌生。
在中英關係中構建英國自身韌性
如果伯納姆想真正從中英關係中獲得實質性收益，當務之急是提升英國面對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的內在實力、談判籌碼以及認知水平。以下是幾點建議：
首先，伯納姆必須確保其內閣在對華問題上保持統一口徑。在首相府下設一個“中國事務處”，負責協調各部門及政府關聯機構對華分析、情報、風險/機遇評估以及國事訪問方面的工作，將極大理順英國對華聯絡與接觸機制。“中國事務處”無權否決各部長自身的職責，其職能是彙集來自商業、投資、能源、安全、歷史以及人工智能、公共衛生、核不擴散等多個領域和學科的專家，為現任部長和高級公務員在制定對華決策時提供全面且站得住腳的建議。“中國事務處”至少應納入一些在東亞有實地工作經驗的人員，這些人能就該地區複雜且動態的現實情況發表意見。遠距離的空談固然誘人且容易，但也會形成毫無成效且各自為政的群體思維。
其次，伯納姆應加快英國多元化步伐，將觸角延伸至中美二元對立和歐盟相對“舒適區”之外的國家。東盟擁有近7億人口，且人口結構極其年輕，應被列為重中之重。印度次大陸、中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興市場，不僅能極大緩解英國某些進口瓶頸和脆弱性，還能釋放對英國服務業（在較小程度上也包括商品）的新需求。此類接觸還將加強倫敦與華盛頓、北京進行競爭性談判的能力，拒絕它們提出的一些在政治上難以接受的苛刻要求。
最後，在對華問題上，本屆工黨政府必須展現出“開放但不天真”的姿態。貿易、投資和經濟夥伴關係的加強，並不意味着完全摒棄安全與保障機制。它確實意味着要確保非安全領域的聲音與安全領域一樣被重視，並且要讓公眾充分了解相關項目可能帶來的利弊、機遇與風險。
伯納姆能否在其前任受挫的地方取得成功，制定出一項能為英國民眾帶來實質利益的對華政策，同時不屈從於“對華懷疑派”或“對華肯定派”極端分子的過大壓力？工黨政府能否在應對錯綜複雜的英國國內政治的同時，推動中英關係向前發展？這一切，唯有時間能給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