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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在全球經濟中所佔份額的下降，是它經濟失敗的佐證。自2000年以來，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歐盟在全球產出中的份額已從22-23%下降到14-15%。一個如今只佔人口1/20的大陸，自然不能指望它的全球生產份額，還與亞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區處於世界貿易邊緣時一樣。數據中看似屬於歐洲的衰退，實際上是世界其他地區的追趕和填補。
歐洲與美國和中國比拼競爭力的爭論，其背後的核心假設在數學上是不成立的。曾經讓歐洲佔據更大全球產出份額的人口和經濟條件已不復存在。歐洲經濟權重下降，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其他地區的轉型，而不僅是歐洲自身表現滑坡，因此，過去的經驗已不足以作為制定政策的指南。
這將深刻重塑中歐關係的平衡，使其向中國一方傾斜。然而，歐洲卻幾乎沒有為此做準備，而是忙於應對另一個衰落的大國俄羅斯。因此，中國更有能力定義這段關係的未來。歐洲若不能趁其仍有分量影響中國之際，與北京攜手塑造未來，恐怕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這些不意味着競爭力或領導力不再重要。 歐洲生產率增長已經放緩，其能源政策先是受制於一個敵對的供應商，如今又面臨一個反覆無常的供應商。歐洲政壇常將行動誤認為是戰略，試圖在歐洲層面進行改革，因為國內改革往往難以實施。然而，歐洲許多關於競爭力的辯論，似乎都認為僅靠提升生產率增長，就能恢復歐洲在全球的比重，人口結構和移民只是次要背景，而非經濟發展的硬性約束。
我們將這一底層邏輯定義為“繁榮溢價”：一個地區的全球產出佔比，等於該地區全球人口佔比，乘以該地區人均收入相對全球平均水平的倍數。2000年，歐盟人口佔世界人口的7.3%，人均產出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到2023年，其人口佔比下降到5.6%，其繁榮溢價略有下滑，從3.0降至2.6。
因此，即使在全球產出佔比下降的情況下，歐洲仍是世界上最富裕地區之一。變化的是人口權重，而非相對富裕水平。自2000年以來，實際收入持續增長。儘管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歐元區債務危機以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的能源衝擊，歐洲預期壽命、教育水平和物質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然而，在當今人口條件下，要恢復歐洲從前在全球產出中的份額，需要歐洲民眾相對富裕程度比當下再提升51%，而這是無法達到的。
聯合國預計，到本世紀中葉，歐洲人口佔比將持續下降至約4.5%，而全球人口則將攀升至97億。僅在2050年前維持目前14-15%的世界產出佔比，就需要繁榮溢價從2.6升至3.2，即增長23%，這是不現實的。
這不是為歐洲自身的政策失誤開脫，反而更加凸顯實施大刀闊斧改革的必要性。生產率增長放緩，前沿技術未達預期，資本市場碎片化難以孕育能與美國科技巨頭媲美的企業，防務規劃所依託的安全假設也不再適用。
更深層的失敗在於，歐洲領導人從一開始就沒能正確診斷問題。2024年關於歐洲競爭力的報告詳細列出了創新短板和投資缺口，但報告衡量成功的標準，卻依然是恢復全球產出佔比，而人口結構已判定這是遙不可及的。
日本展示了放任人口結構問題自由發展的富裕國家會走向何方。日本GDP佔比在1990年代初達到頂峰，為7%至8%，繁榮溢價為3.3；到2022年，日本GDP佔比降至4%，繁榮溢價降至2.5。由於生育率徘徊在1.2左右，日本人口到2060年將減少近1/4。日本仍然富有且技術先進，但勞動力規模收窄意味着更窄的稅基、在經濟談判中更弱的籌碼、限制國防開支，並制約其將財富轉化為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能力。
美國的故事則是相反的。美國相關行業的生產率表現優於歐洲，而人口結構和生育率放大了這一優勢。如果不算那些移民和較高的出生率，美國的人口及其全球產出佔比將與歐洲非常相似。更成熟的資本市場和更強大的企業只是美國優勢的一部分，同樣重要的是美國持續增長的人口，而歐洲人口卻沒有增長。
中國讓這一圖景更加完整，拉長時間維度看，也使之更加複雜。1950年，中國人均收入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到2023年，幾乎已經與世界平均水平趨同，繁榮溢價為1.05。鑒於其14億人口的體量，這種趨同重塑了全球經濟，或許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減貧篇章。
但中國自身的人口考驗正在逼近：生育率已驟降至每名婦女大約生一個孩子，支撐中國在1980年至2015年間崛起的製造業生產率追趕紅利已逐步消退。這個時機對中國的影響比歐洲更為嚴峻，繁榮溢價公式能解釋其背後緣由。
歐洲的溢價為2.6，即人均收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半，高到足以使即便人口萎縮，歐洲人依然保持富裕。中國的溢價則處於世界平均水平。一個萎縮的人口，如果沒有相對收入的更大躍升，按照同一套經濟邏輯，中國全球產出佔比同樣會下滑。區別在於，中國人均收入起點遠低於歐洲。
中國認識到了這種緊迫性，並正在採取措施應對，從象徵性的鼓勵生育政策到實施結構性改革，如提高退休年齡，以及在製造業和醫療保健領域通過機械人新技術加速自動化。中國最終是會像日本那樣，依託雄厚經濟基礎步入老齡化，成功管理轉型，還是會重蹈清朝的衰落？清朝時儘管人口眾多，但其全球產出佔比從1800年的約30%下降到1914年的不足10%。彼時中國人口佔全球的26%，GDP份額下降到9%，繁榮溢價僅為0.34。
這段衰落史深深烙在中國領導層對現代史的敘述中，這有助於解釋該國推動技術自主和產業升級背後的緊迫感。人口結構對歐洲而言並非宿命，對中國也同樣如此，但北京的容錯空間要小得多。
這使得這個問題從歐洲視角下的雙邊博弈，變為三方角力。美國仍是一個異類，通過移民和高生育率繼續獲得人口優勢。歐洲和中國，出於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時間表，正面臨同一困境：人口萎縮和老齡化，生產率必須 獲得前所未有的提升才能維持現狀。這既是經濟現實，也是地緣政治現實，短期內其結果將是更多的摩擦。隨着中國人口老齡化和國內需求降溫，其越來越不依賴廉價勞動力且日益自動化的製造商，正不斷進軍歐洲長期佔據優勢的高端產業：汽車、機械、可再生能源設備。
正是在此處，兩者出現了分化。中國不太可能用移民來抵消其人口下降，而歐洲擁有這個槓桿，有望在較短周期內改變軌跡。中國也可以通過加速農村向城市的遷移，並將工人轉移到生產率更高的工作崗位，來維持勞動力供應和生產率。在歐洲，從經濟角度看，優勢似乎更明顯：適齡移民可以擴大勞動力隊伍、維持養老金體系並緩解勞動力短缺。然而，政治算術遠沒有那麼寬容，想要依靠移民提升人口全球佔比，所需移民規模遠遠超出當下選民能夠接受的範圍。
一個更有針對性的替代方案是效仿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爭奪高技能移民，這些人申請專利和創業的比率高於平均水平。選擇性移民可以推高歐盟維持影響力所依賴的繁榮溢價。
歐洲無法恢復過去的人口狀況。用一個已經消失的基準來衡量成功，只會讓每一次有關競爭力的辯論都以失望告終，因為這個標杆已變得遙不可及。中國也開始面臨同樣的情況，其經濟佔比將受到比歐洲更劇烈的生育率下滑的影響，既沒有歐洲的高人均收入作為緩衝，也沒有移民作為安全閥。與此同時，美國在人口結構上與兩者的差距越拉越大。
對歐洲而言，改變現狀需要聚焦經濟和安全利益。一個富裕且正在萎縮的大陸，仍然可以掌握髮展主動權，而不是追逐它再也無法實現的全球產出佔比。對於中國來說，任務是在自己的人口紅利觸頂之前，將已經建立的規模轉化為持久的力量，換句話說，就是要在變老之前先變富。兩個巨人，在不同時間周期上衰老，受制於同套個人口經濟規律，而一個人口仍在增長的美國與兩者距離越拉越大。這場競爭也將定義本世紀全球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