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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4月12日，圖片為青島港原油碼頭航拍圖。 |
自伊朗戰爭爆發及隨後美伊達成諒解備忘錄以來，全球能源格局朝着有利於北京的方向轉變。作為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和煉油國，中國對石油的需求無與倫比。然而，隨着衝突展開，中國能源態勢發生顯著轉變。依靠可再生能源、燃料替代，以及動用儲備、戰略性採購和出口管制等一系列國家工具，北京展現出應對外部衝擊的能力。即使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中國仍大幅削減原油進口，為其他買家釋放供應，緩解了全球油價壓力。但它對成品油實施的出口限制卻產生了相反效果，加劇了其出口市場的危機。總體而言，中國在這場衝突中變得更加強大。憑藉國家工具，北京現在既能充當市場穩定器，又能作為市場扭曲者，加劇市場的波動。
自2月戰爭爆發以來，中國基準海運原油進口量下降44%，大致相當於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日均石油消費量。這並非臨時戰爭應對措施，相反它是長期能源多元化戰略的成果，該戰略依託三大支柱：第一，電動汽車的普及。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電動汽車每天替代了超100萬桶石油需求；第二，可再生能源。到2026年底，風能和太陽能將佔中國裝機容量的近一半；第三，煤炭轉化。中國依託龐大的國內煤炭儲量，生產類石油燃料、合成燃氣，以及塑料、化肥生產所需原料。綜合來看，這些舉措構成了多重保障，以應對原油進口風險。因此，中國對石油的需求變得越來越具有自主性，這讓它在市場中有更大話語權，而不是被迫接受市場現狀。
戰略儲備強化了這一優勢。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石油儲備，估計為13億至14億桶。北京既有國家戰略石油儲備（SPR），也有煉油廠和其他行業主體持有的商業庫存。與市場經濟國家政府不同，北京可以通過國家管控體系同時動用這兩部分資源。儘管戰爭持續，中國在3月至4月期間，仍通過購買低價伊朗和俄羅斯石油，並通過非海灣供應商重新調整進口渠道，繼續擴大其儲備。直到5月，中國才開始以每天約100萬桶的速度消耗庫存，其中主要是商業庫存。中國龐大的儲備使其能夠在價格低迷時積極採購，並在供應不足或價格飆升時動用庫存。這使北京免受全球現貨市場的影響，可以從儲備中為國內系統供應石油，而不是按照市場要求的價格購買，並且無論市場如何波動，都能繼續積累庫存。這種戰略之所以極具影響力，原因在於它的不透明性。中國沒有公布它的國家戰略石油儲備水平、商業庫存變化或詳細的能源供需平衡數據，這就導致這個全球最大能源消費國的需求信號越來越難被解讀。北京掌握着戰略主動權，對國外市場了如指掌，其國內情況卻幾乎是保密的。
北京將儲備策略與更直接的出口管制相結合。自2013年以來，中國一直是全球最大原油凈進口國，2022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煉油國，進口原油轉化為給經濟提供動力的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中國優先滿足本國市場需求，將大部分燃料留在國內，但其小部分出口仍是亞洲多國的命脈。從3月初開始，北京禁止或大幅限制了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關鍵產品的出口。它降低了煉油廠開工率，一些獨立煉油廠的開工率甚至降至50%。這些措施有助於中國管理國內供應、節約原油庫存，降低對國際高油價的風險敞口。中國長期以來一直通過年度和批次配額管理成品油出口，但在此次危機中，北京將現有政策作為危機管理工具使用。在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這種干預是不可想像的，因為這些國家的煉油廠是私營企業，政府無權決定其產量或出口。這些指令扭曲了需求，釋放出虛假的看跌信號，並掩蓋了底層實物供應的緊缺狀況。其結果是套利秩序被扭曲，其他市場參與者既無法預測，也無法針對北京不透明的舉措提前做出規劃。
此外，北京的出口管制加劇了戰爭對亞洲其他地區的影響。澳大利亞、孟加拉國和菲律賓面臨供應短缺、通貨膨脹加劇、航空旅行減少以及柴油和航空燃油價格飆升等問題。通過對煉油產品出口的國家管控，北京得以對區域內的盟友與對手施加同等的影響力。在危機後期，北京允許向越南、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等“友好”或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鄰國有限發貨。這場危機展示了北京未來可能動用的地緣政治槓桿，並在區域能源安全格局中製造了新的權力不對稱。
儘管德黑蘭與華盛頓的和平談判搖搖欲墜，但市場正在復蘇。北京在這場衝突中展現出的應對能力標誌着它邁入下一階段：塑造戰後能源格局。自7月初以來，中國加大了對夏末交貨原油的採購力度，並在暫停四個月後部分解除了對成品油的出口限制。目前尚不清楚這種姿態是否會持續整個夏季，尤其是在和平談判仍存在波動的情況下。但無論如何，理論上中國可以以當前水平持續動用商業庫存數月之久，甚至可能持續到2027年，因此它沒有緊迫壓力將原油採購恢復到戰前水平。
這些影響超出了石油市場的範疇，它標誌着對市場行為的新認知：中國將在價格低迷時購買，並在價格高企時依靠庫存——這是市場參與者現在必須納入預期的模式。然而，北京的不透明確保了其真實情況無法被外界知曉。這些事件也表明，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亞洲經濟體，如今正依賴一個已證明願意將燃料作為國家工具的供應商。其最終結果顯而易見——在任何未來的危機中，北京的國家工具都將賦予其絕對的優勢。
這種優勢標誌着更宏觀的轉變。中國確實可能通過能源多元化在結構上減少對石油的依賴，但僅這一點無法解釋衝突期間它展現出的市場行為。北京對戰略儲備、出口管制以及不透明報告機制的運用表明，國家干預已成為市場權力的一個重要來源。作為全球最大的原油凈進口國，中國如今能夠在傳統報告體系之外，自如地調節市場需求與實物供應。中國已經證明了其作為買方的靈活性——它不僅願意，而且有能力對全球市場施加不均衡的影響。隨着中國自身能源安全底座不斷夯實，世界其他地區的能源不確定性，或許將越來越取決於北京的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