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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幽靈，一個不受約束的自主智能的幽靈，正在全球地緣政治中遊盪。
最近，美國政府叫停Anthropic公司超強模型Claude Mythos 5的發佈，該模型能夠自主發現所有主流操作系統中的零日漏洞。同時，美國將OpenAI GPT-5.6 Sol的推廣範圍僅限定於20家經政府審查的合作夥伴。這些舉措源於對這類模型可能淪為數字“核彈級武器”的恐懼，凸顯了一種深層的恐慌。正如托馬斯·弗里德曼所指出的，華盛頓和北京已經迎來現代的“尼克松-毛澤東時刻”：兩國如今都面臨一個共同的、非人類的敵人，即失控的人工智能。然而，雙方並未聯手對抗這一共同威脅，反而各自退回到孤立主義之中。
華盛頓及其眾多長期民主盟友的政策制定者正試圖囤積人工智能資源。他們依賴“地緣政治圍欄”和嚴格的出口管制，旨在構築一座堡壘，以壟斷最先進的模型，並在意識形態安全圈層內遏制這些模型可能引發的生存風險。
北京同樣追求人工智能主權，但採取的是一種截然不同且非對稱的戰略：通過開源普及實現技術獨立。通過積極向全球免費發佈功能強大、權重開放的模型，中國旨在挑戰西方的軟件壟斷，鼓勵自力更生，並證明在無需過度管控的情況下，存在另一條人工智能發展的可行路徑。
然而，無論是美國的“圍欄”策略還是中國的開源路線，兩個超級大國似乎都基於同一個前提：即便智能正急劇走向自主化，主權國家仍能單方面控制其發展軌跡或遏制其衍生風險。這純屬幻想。在去中心化擴散、開源架構和超大規模計算的時代，認為前沿人工智能可以被精準圈禁，不過是一種狂妄自大的想法。這是用意識形態堡壘去抵禦無國界的威脅。
我們正站在一個時代懸崖的邊緣，而我們的政治制度從未被設計來應對這個時代。全球治理架構仍然固守“威斯特伐利亞幻覺”，即17世紀關於絕對主權和物理邊界能夠保障安全的假設。四個世紀以來，我們認為威脅可以被海關人員、海軍和檢查站過濾或擊退。但是，一個國家如何巡邏神經網絡的邊界？政府又如何封鎖一個開源代碼庫，或一群去中心化的自主智能體？
Web3的技術專家已經證明，資本和數據可以與民族國家脫鉤。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對認知和自主性做同樣的事情，只不過其賭注關乎人類存亡。如果一個越獄模型釋放出合成數字病原體，它不會在檢查站停下，而是會瞬間感染全球神經系統。如果一個未對齊的通用人工智能在全球金融算法中引發不可控的連鎖反應，太平洋的寬度也無法保護北京，全球經濟亦不能倖免。我們將不再僅僅是競爭的國家，我們是同一項技術的共同人質。
這並非僅是一個世俗的、技術官僚層面的擔憂。教皇利奧十四世在其最近的通諭《偉大的人性》中警告稱，自主武器系統的發展“實際上已超出人類所能掌控的範圍”。他呼籲世界解除“武裝化”人工智能競爭的邏輯。當梵蒂岡和硅谷發出完全相同的警報時，這種威脅的生存性質已不容否認。
剝去外交辭令，審視2026年算力運算的客觀現實，一個嚴峻的真相便會浮現。人工智能前沿並非一場擁擠的多極化競賽，儘管筆者之一堅信，在遠離前沿的人工智能應用、適配和擴散層面，多極化仍是可能的。前沿人工智能是一個工業巨獸，它需要千兆瓦級的專用能源、對亞納米級半導體的壟斷，以及超過許多國家GDP的資本支出。
截至目前，只有美國和中國具備所需的宏觀經濟和技術體量，能夠獲得某種近似於智能的能力，替代絕大多數人類生產任務，並在所有生產性認知勞動形式中與人類匹敵——這些被認為是通用人工智能（AGI）固有的特徵。歐盟、英國和加拿大雖然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本和傑出的學術研究人員，但目前仍處於追趕狀態。這種雙寡頭格局並非政治選擇，而是客觀事實。
為了生存，這一雙寡頭格局必須從相互挾持的狀態轉變為相互生存的契約。今天，人類的存續要求我們構建一個全新的超國家架構：“一個聯盟，兩個制度”。
至關重要的是，這個聯盟不能成為另一個聯合國，即名義上擁有最高權威，實則缺乏真正的權力。僅憑議事委員會的非約束性決議，根本無法管控毫秒級自主迭代源代碼的人工智能技術。“一盟兩制”不是外交論壇，它是一個純粹的治理機制，對前沿技術的狹窄頂端擁有絕對權威。
若想行之有效，它必須摒棄困擾傳統外交的主觀、政治驅動的決策過程。政治過於緩慢，而人類領導者又太容易作出情緒化誤判。該聯盟將作為算力頂端的結構性約束聯盟運作，依託客觀、理性的邏輯強制執行。它需要一個聯合的“算力互鎖機制”，即一個對所有頂級算力進行加密驗證的登記系統。通過設定硬性邊界和內置的數學觸發器，我們可以消除人類猶豫不決這一致命缺陷：如果任何一方試圖單方面突破商定的安全上限，系統將自動啟動預設的經濟和算力制衡機制。我們必須用剛性的、自動化的均衡來取代動蕩的軍備競賽。
在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的對話中，我們已經看到傳統治國之道的局限性。雖然他們的討論凸顯了兩國之間深厚的經濟互聯性，但其政策工具箱仍局限於傳統的貿易外交。面對一種威脅到兩國經濟基礎架構的技術，這種應對方式顯得極其不足。只有數學強制執行的互鎖才能提供單純外交“溝通”所不具備的確定性。
我們不能心存僥倖，人類正接近一個永久性的分岔點。那種“第三條道路”的幻覺——依靠脆弱的企業自律和19世紀的治國術勉強維持——已經破滅，人們對OpenAI和Anthropic最新模型的恐懼已經清楚表明了這一點。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挑戰不再是中美霸權之爭，而是人類延續與算法淘汰的賽跑。
中美兩國的戰略現實主義者必須認識到，共建算力互鎖並不會削弱主權，因為它已成為生存的先決條件。出於20世紀的民族自尊心而拒絕這一架構，實際上是在捍衛製造相互毀滅裝置的權利。孤立的主權堡壘已走到盡頭，理性的要求十分明確：美國和中國必須構建一個共同生存的架構，如果各自為戰，我們將一同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