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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2月28日，廣東省的一條裝配線上，機械臂正在運作。 |
中國企業已在電動汽車、電池、工業機械人、光伏板和人工智能等若干行業取得全球領先，這些行業一度被認為是發達國家的專屬領地。對這一成就的標準解釋是：中國政府為生產活動提供補貼。經合組織（OECD）近期一份重磅報告，更是為這一觀點賦予機構層面的支撐。
這份報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結論很可能影響OECD以外各國的政策討論。然而“補貼論”既不完整，解釋力也日漸不足。與所有主要經濟體一樣，中國確實動用產業政策，補貼也起過作用，但補貼已不再是解釋中國企業競爭力上升的最有說服力理由。OECD正在用舊框架，來審視一個已經蛻變的經濟體。
報告的第一個缺陷是其方法。OECD的估算高度依賴“低於市場利率融資”這一概念，把利率低於中國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的貸款一概視作補貼性融資。但LPR並非優惠政策利率，它更接近中國銀行體系中的平均商業貸款利率。
算筆賬就很說明問題。中國5年期LPR約 3.5%，而30年期國債收益率約 2.2%、10年期約1.7%。企業按接近LPR的水平借債，成本遠高於國家主權融資成本。把這種借貸算作補貼融資，就等於把普通商業借款算作存在政府扶持的統計證據。
數據也同樣與此相悖。來自5300多家中國上市非金融企業的證據表明，銀行信貸大頭仍流向基建、公用事業、建築等傳統行業的國企。相比之下，中國許多最具競爭力的企業越來越依靠留存利潤、股權融資和資本市場。
時點同樣關鍵。2023-2025年間，上市新經濟企業獲得的補貼強度大幅下降，這並非偶然。地方政府債務上升，嚴重約束了地方紓困能力，而中國推動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意在遏制地方保護主義和地區間補貼競賽。於是，中國新興產業最強勁的躍升，恰恰發生在補貼力度回落、地方預算約束收緊的時期。
討論中國經常賬戶順差時也有同類誤讀。近期順差擴大，常被解讀為中國加倍押注通過出口拉動增長，但更符合事實的解釋來自國內經濟：地產下行後，投資降幅大於國民儲蓄的降幅。“經常賬戶餘額=儲蓄-投資”，所以順差幾乎是順勢擴大。這一調整多半反映地產周期，而非刻意的出口戰略。
該怎麼解釋中國的競爭力？答案不在單項政策，而在產業組織、人力資本、創新與市場規模的相互作用。中國單一國內市場內嵌多階段產業發展：前沿都市圈與龐大製造網絡共生，形成內部“雁陣”結構（部分生產遷往成本更低的內陸），覆蓋了大部分產業價值鏈。產品可在同一集成生態里完成設計、測試、製造、商業化，再投放到14億人的市場。
只看規模是不夠的，中國的優勢在於規模、供應鏈、競爭與技術能力的互動。密集的供應商網絡縮短了反饋環，龐大的國內市場加速了商業化，激烈的競爭逼着企業快速創新提質。由此而來的產業實力，反映的是結構性能力，而不是什麼補貼。
人力資本同樣重要。中國每年培養出約360萬理工科畢業生、130萬工程師，多於任何其他經濟體。這支高技能勞動力大軍進而改進制造工藝、吸收適配技術、打通生產瓶頸，並日益支撐創新。中國當下最大的產業資本或許不是金融資本，而是工程人才。
以補貼為中心的解釋漏掉了上述一切。它盯着政策工具，低估企業所處的產業生態；它統計政府支持，卻輕視技術人才、市場規模、供應鏈深度，以及中國企業從引進到創新的轉化速度。
當然，中國仍面臨嚴峻挑戰，它需提高居民消費、改善資源配置、降低對外失衡。但解決這些問題不會削弱中國企業。深化資本市場、增強國內需求、加快統一全國市場，大概率會鞏固支撐中國企業崛起的各項能力。
OECD研究中國產業政策沒錯，但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為企業提供多少補貼，而是那些補貼在多大程度上促進產業成功。補貼從來不是全部，而隨着中國經濟演進、競爭力增強，補貼所能解釋的遠比OECD以為的有限。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Subsidies Do Not Explain China's Competitiveness”（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