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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中國之間每一項新的貿易限制措施，本應讓兩個經濟體漸行漸遠，至少我們被告知如此。但全球經濟卻沒有順應這一主流論調。事實上，每一輪關稅、出口管制和投資審查，都伴隨更多鞏固中美經濟紐帶的投資。除非政策制定者認識到這一悖論，否則“脫鉤”一說所描繪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現存的模式可被理解為“資本現實主義”。如今的地緣政治競爭已成常態，但由於完全的經濟割裂代價過高，資本流動並未停止，它們只是適應了各種限制。關稅、出口管制和地緣政治衝擊並不是穩定體系的中斷。每當政治將全球版圖割裂，資本總會重新規划出最快捷的流通路徑。
這一過程的證據確鑿無疑。儘管限制不斷升級，美中貿易額依然可觀，每年仍達數千億美元。即便部分直接貿易有所萎縮，相關經濟活動也並未消失，只是改變了地點。例如，2025年越南貿易總額突破9000億美元，出口額約為4700億美元，這主要得益於外資製造業推動。與此同時，過去十年美國自越南進口額大幅攀升，電子產品及零部件在貿易中佔據重要份額。
這種模式在東南亞地區更為明顯。雖然地緣政治局勢緊張，東盟成員國的貿易與投資往來持續擴張，該地區日益融入中國與西方的生產網絡。這些跡象遠非預示體系的崩塌，而是表明經濟關係正快速重組，儘管代價巨大。
如果這種解讀是正確的，那麼幾類模式將持續存在：美中貿易仍會保持可觀規模，即便限制持續加碼，貿易流也會越來越多經第三國中轉；投資將繼續湧入能同時對接兩大體系的經濟體；為應對政策壓力，企業會推動供應鏈在地理上更加分散，而不是相反。
以受戰略限制最直接的半導體業為例，台積電正大舉在美國、日本和歐洲擴建晶圓產能，新建工廠分別服務不同市場、遵循不同監管規則。資本現實主義要求生產必須布局多個管轄區域，因為不能依賴單一地區來確保供應不中斷。
這一模式不僅限於供應鏈。中國對外投資越來越多流向東南亞，而對美投資則相對低迷。資本並未退縮，而是通過與兩個超級大國均保持有效關係的經濟體進行重新布局。
從我在新加坡的角度看，情況是很清楚的。身處美中二元對立之外的國家並非被動旁觀者，而應被視為支持新體系運轉的基礎樞紐。東南亞與印度正成為關鍵生產節點，即便中東部分地區仍深陷衝突，也依舊是資本、能源與物流的重要中心。它們讓企業得以跨越地緣政治分歧，無需完全投入任何一個體系。它們的價值與大國對抗的激烈程度直接成正比。
這些經濟體並非追求中立或對沖，而是在體系中佔據着結構性地位。身處大國之間的這些國家，正是維繫全球經濟運轉的關鍵力量。通過維繫與兩個競爭體系的關係，它們同時保持着渠道、選擇權和信譽。
大多數政策框架並未考慮這種模式的影響。美國或中國政府推動全面經濟分離的每一個舉措，都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限制措施加速了經濟調整，也就是通過第三國重新配置，這讓全球體系更具韌性，也更難被單方掌控。
對企業而言，這意味着地緣政治風險再也無法邊緣管理，而必須納入運營架構。那些提前布局多地區產能冗餘的企業，已佔據結構性優勢；而坐等局勢明朗的企業則會發現，清晰的局面並未到來，體系已向前發展，將它們甩在了身後。
對全球經濟的“橋樑”國家來說，機遇是真實存在的，但收益不會自動到來。要同時對雙方有價值，就需要有制度信譽、穩定的監管環境以及大規模吸納資本的能力。這些需要時間來建設與維護。
當然，這些動態消除不了破裂的風險。台灣問題引發的嚴重危機或全面的金融制裁，仍可能迫使企業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資本現實主義並不承諾穩定，它只是揭示了在未發生災難性衝擊的情況下，利益驅動會維繫一體化格局。
資本現實主義已然重塑全球經濟格局。問題不再是體系走向分裂還是維繫一體，而是政策制定者是否認識到資本已經建立的體系，還是繼續糾結於一個已不復存在的體系。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Why US-China Decoupling Isn't Happening”（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