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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呈現引人矚目的反差。它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科技強國之一，在人工智能、電動汽車和先進制造業領域不斷加速突破，而經濟增長卻持續放緩。原因並不神秘。正如政府最新“十五五”規劃（2026—2030年）所承認的，中國正經歷結構性轉型，而非周期性放緩。舊模式正讓位於新模式取代，而新模式尚未站穩腳跟。
這場轉型不止關乎經濟，它反映着一個更深層目標：戰略自主。問題不再是中國能否實現增長，而是能否按照自己的方式增長。一個嚴重依賴外部需求、外國資本或進口技術的體系本質上是脆弱的，近期的能源衝擊讓這一現實暴露無遺。因此，“十五五”規劃旨在減少結構性對外依賴。
數十年來，投資驅動、出口導向的模式支撐着中國經濟增長，在全球化快速推進、人口紅利優厚、城鎮化迅猛發展以及房地產市場繁榮的時期，這一模式高效實現了供給規模擴張，取得了非凡成就。但該模式在提振國內需求和民生福祉方面存在明顯短板，如今也已觸及發展極限。儘管高新技術產業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但其在宏觀經濟中的權重有限。例如，高端製造業去年約佔GDP的6%，與其計劃替代的房地產業相比，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貢獻相對微薄。
當下，只有一個引擎能支撐中國所需規模的持續增長：消費。對於一個已突破重重創新桎梏的國家而言——華為的韌性、DeepSeek等頭部AI企業的崛起，便是有力的例證——推動居民擴大消費似乎並非難事。然而，中國的體系中消費不足由來已久，這可能是中國面臨的最艱巨挑戰。
中國當前消費水平與全球常規水平之間的差距，意味着數萬億美元的潛在需求尚未釋放，服務業領域的差距尤為突出。儘管中國實際消費水平約為美國的50%至80%，大體與中等收入的經合組織經濟體水平相當，但服務消費卻顯著滯後，估計比發達經濟體水平低15至20個百分點。
“十五五”規劃是中國政府迄今為止為解決這一失衡所做的最大努力，儘管成效需要時間才能顯現。其核心是一種新的發展理念：通過投資於人來提振內需。
首先是養老金。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分配不均，農村養老金平均每月僅約35美元，不足城鎮退休人員待遇的7%。但農村養老金計劃三年內提高至每月約85美元，五年內達到每月約140美元。有測算顯示，僅這一項調整最終就有望將消費佔GDP比重提升5至10個百分點。
但這只是第一步。考慮到制約消費的因素，包括收入預期疲軟、預防性儲蓄過高以及持續的資產負債表壓力，要讓中國家庭願意消費，更多還是取決於改善全社會收入、保障和機會的分配，而非提供短期刺激。正因如此，中國必須將投資重心從物質資本轉向人力資本。
認識到這一點，”十五五”規劃提出擴大免費教育範圍、延長義務教育年限、降低育兒成本、擴大職業培訓規模。此外，它還為戶籍制度改革奠定基礎，推動農民工更充分地納入城市福利體系。同時，它還尋求通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改善公共住房和城市更新計劃，來盤活家庭財富，穩定生活成本。
為讓家庭有足夠的安全感，從而進行相應規模的支出，拓寬財富積累渠道也至關重要。截至2025年，中國股市總市值約為100萬億元人民幣（合14.5萬億美元），約佔GDP的77%，遠低於成熟市場100%至120%的常規比例。
發展中國資本市場不僅是一種金融需要，更是結構和戰略需要，因為這是降低對外資依賴的核心。資本市場能將儲蓄引向更具生產力的領域，尤其是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並為家庭提供投資渠道和參與可持續財富創造的機會。因此，它對於推動財富從房產型轉向金融型、實現經濟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至關重要。
不過，正如“十五五”規劃承認的，發展中國資本市場需要深化制度改革，包括完善新股發行制度、強化公司治理、鼓勵分紅和股票回購，並動員來自養老金、保險機構的長期資本。同時，穩步推進金融開放、吸引更多境外投資者參與，將提升市場深度與融合度。
這些政策能否在短期內顯著提振消費仍有待觀察。但與以往歷次五年規劃相比，它確實代表了轉變——不再將消費置於投資、出口等傳統增長引擎之後。這一變化源於外部環境的改變，如今，依賴他人的需求、技術、資本或能源，就等同於脆弱性。
在地緣政治動蕩加劇和全球分裂的當下，中國擁抱消費主導模式不僅關乎經濟再平衡，更是為了讓增長更牢固地立足於國內。強勁的內需能在一定程度上抵禦外部衝擊，再加上成熟的資本市場，將極大提升經濟自主性。
從這個意義上說，發展路徑是清晰的。中國正以自己的方式，打造部分發達經濟體長期具備的條件：內生增長的能力。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Can China Grow From Within?”（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