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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過去一段時間，中美技術競爭如火如荼，然而雙方也在人工智能合作方面取得了部分積極進展。2024年5月中旬，雙方在瑞士日內瓦舉行首輪政府間人工智能對話，就人工智能科技風險、全球治理機制以及彼此關切的議題深入交流，標誌着中美正式將人工智能議題納入政府間對話。2024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前總統拜登會晤，就確保核武器始終處於人類控制之下達成重要共識，為人工智能軍事化問題劃定一條重要的“紅線”，也為雙邊乃至全球層面技術風險管控與戰略溝通奠定了基礎。
特朗普執政後，儘管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激烈競爭，但在2025年釜山元首會晤後，兩國均表示要在人工智能領域繼續推進互利合作，顯示出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都認為有必要在人工智能這一議題上與中國保持接觸與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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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北京亦庄人形機械人半程馬拉松於4月19日在北京亦庄舉辦，百餘台國產人形機械人同場競技。 |
不可否認，當前中美政治氛圍下，雙方在人工智能與核融合（AI-nuclear nexus）方面實現更深層次、更具體合作依然面臨諸多現實制約。核武器與其他關鍵戰略軍備具有高度敏感性，導致雙方在短期內難以做到相互公開透明，而軍備領域的核實（verification）困難與信任缺失進一步增加對話難度，但中美仍有必要最大程度探索在非敏感領域的合作。在涉軍事問題上，中美可以嘗試將重點放在如何推廣、深化已有原則性共識上，而非立即開展深度軍事對話或技術性合作。在非軍事領域，中美則有必要在技術風險研判、倫理問題探討與技術“向善”方面展開對話合作。
在軍事領域，尤其是管控人工智能軍事化應用風險方面，中美元首達成的原則性共識為下一步合作奠定重要基礎。當前特朗普也正着力打造其“和平總統”形象，為中美在橫向、縱向兩個方面深化共識提供了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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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4日，中國國防軍事主題論壇首次公開亮相最新研發的兩款軍用機器狗——“影獒”與“鐵獒”。 |
在橫向擴展上，中美可考慮往兩個方向努力。一是把這一共識向其他核大國推廣，包括英國、法國、俄羅斯等，逐步將雙邊共識轉化為更具包容性和約束力的多邊準則。同時，中美還可以考慮將這一議題納入聯合國等多邊框架進行討論，並在聯合國體系內推動發表共同倡議或原則性聲明，重申保持人類對於使用核武器決定的這一核心原則，同時強調必須負責任部署和使用其他軍用人工智能。二是中美可以考慮將這一原則進一步向更廣泛的戰略武器體系延伸，嘗試將具備威懾力和巨大破壞力的常規戰略武器納入其中。但關於相關戰略武器的定義和適用這一原則的範圍需要雙方進一步探討，也可以先從二軌對話開始。
在縱向深化上，中美可在現有共識基礎上探討深化合作的具體路徑。例如，在針對核武器系統的風險評估、管控機制上進一步細化，嘗試將核武器系統和可能衝突場景拆分為具體部署、決策環節並評估潛在風險點，推動形成更細化、可操作的風險評估與管控框架。還需注意的是，全面禁止人工智能進入核指揮、控制和通信（NC3）系統並不現實，而且雙方也需考慮人工智能與核武器體系結合可能帶來的積極意義，而不是全面禁止二者融合。因此，如何確定更多彼此都能接受的“紅線”變得尤為重要。
在此背景下，二軌外交可作為維繫中美溝通的重要補充機制。雙方智庫、學術界及退役軍方人士可以在非正式但制度化的對話平台上，就軍用人工智能的風險評估、倫理準則以及危機情境中的決策等議題展開持續討論。此類交流既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摒除政治干擾，保持溝通延續性，也有助於為重啟政府間磋商積累政策儲備與專家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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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防部加快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的軍事化應用。（圖源：美國國防部） |
在非軍事領域，中美也可以共同推進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首先，中美雙方可以聚焦人工智能帶來的跨國界風險，並推動形成被更多國家接受的風險分級、分類與評估框架，並共同探索應對之策。無論是技術層面的智能體失控、大模型不可解釋性和“幻覺”輸出問題，還是應用層面的人工智能生物安全風險、人工智能“賦能”恐怖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深度偽造對社會信任體系的侵蝕，這些都是中美共同面對的治理挑戰。此外，從風險切入也有助於將中美從彼此防範的“技術競爭者”再定位為“風險共擔者”，使中美即使處於“戰略競爭”背景下，也能夠在人工智能風險評估與管控領域找到共同關切。
其次，中美可以圍繞人工智能對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深刻影響開展對話。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勞資關係並改變傳統生產模式，越來越多的行業呈現“無人化”和高度自動化傾向，這既可能提升生產效率，也可能造成結構性失業風險。如何確保人工智能提升人民生活，而不是加大社會資源分配差距，如何通過教育改革、技能轉型和數字基礎設施普惠化等政策安排提升公眾對技術變革的適應能力，是雙方共同關注的問題。中美率先推進此類對話也能為全球其他國家提供思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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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美國工業自動化及機械人展覽會是北美地區規模最大、影響力最高的機械人與自動化技術盛會，將於6月舉行。 |
再次，中美可以進一步探討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為全球公共治理提供新的解決方案。在氣候治理領域，人工智能可用於災害預測、極端天氣模擬和應急響應；在國際和平與安全領域，人工智能技術有望被用於輔助衝突調解、維和部署優化與危機預警；在全球發展領域，通過推動開源技術和基礎算法共享，也將有助於進一步縮小南北技術鴻溝。因此，中美可以依託現有聯合國框架，將人工智能公共產品合作嵌入多邊議程中，推動在氣候監測、災害管理、公共衛生預警系統、農業智能化、跨境傳染病預測、基礎教育數字化等領域的技術合作試點，使人工智能真正成為服務全球公共利益的工具。在這些領域開展合作不僅能夠展現人工智能技術的正麵價值，也有助於在兩國“競爭激烈”的技術領域注入合作因素，改善兩國關係。
最後，中美還應當共同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倫理與法律難題。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如何定義人類身份、保持人類主體性與價值感等基礎性倫理問題變得尤為凸顯。如何在技術高度自主化的時代保持人類對關鍵決策過程的有效掌控，為人工智能的研發與部署確立基本倫理原則，並在出現損害後明確責任主體並建立可追責機制，已成為全球共同關注的課題。圍繞這些問題展開對話，有助於中美進一步增強互信，並探索、強化國際社會對技術發展的規範性共識。
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領域的合作並非意在構建某種“G2”模式，而是基於兩國在技術創新能力、產業體系布局以及國際影響力而提出的要求。任何有效的全球層面技術治理都離不開中美參與。而人工智能作為典型的顛覆性技術，其發展不僅會深刻改變經濟、社會與安全格局，也必然塑造未來國際秩序的規則基礎和治理體系。如果中美能率先在風險認知、倫理原則和公共應用等領域邁出合作步伐，將具有大國帶頭的示範意義與引領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