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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5月30日，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舉行的由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舉辦的第23屆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發表講話。 |
談及多邊對齊原則——即與多個域外行為體（包括但不限於大國或區域集團）建立非約束性但具備實際效用的協作關係——東南亞11國組成的東盟無疑是精明務實的典範。
儘管該組織的起源可追溯至1954年美國扶持的、旨在遏制共產主義的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但冷戰結束後，隨着東盟的建立與擴大，其成員國與區域利益攸關大國（中美俄等）打交道時，展示出了越來越強的靈活性與活力。
在對華對美關係上，指導大多數東盟成員國的傳統方略，以及該地區模糊且不穩定的“建制共識”，可以概括為“基建與投資靠中國，安全靠美國，兩邊都要做貿易”。
北京大力推動基建投資，作為創造就業和擴大戰略影響力的手段，並藉此成為了多個東盟大陸國家互聯互通基建的主要提供方。此外，尋求將部分供應鏈（乃至價值鏈）遷往海外的中國製造商，也依託其南部周邊地帶，布局便利的合資企業與境外生產基地。
然而，這種經濟融合雖長期存在，卻並未帶來相應的軍事或安全夥伴關係的提升。南海問題在中國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汶萊的雙邊關係中仍是關切議題，雖然程度各異。印尼通過北納土納海也間接涉入爭端。因此，東盟國家長期依賴美國的安全、情報和軍事支持，以此作為遏制所謂中國區域野心的一種手段，或如我博學的同事郭清水所言，是在兩大力量之間進行“對沖”。
風動沙移
自2025年1月以來，形勢已發生巨變。
隨着特朗普重返白宮，東盟的重要性明顯下降，讓位於這位自詡的“交易大師”感興趣的一眾其他外交政策議題，如加拿大、墨西哥、中國、格陵蘭、烏克蘭、委內瑞拉、古巴，當然還有現在的伊朗。
截至本文撰稿時，在派駐東盟11國的大使職位中（緬甸軍政府不被承認為合法代表），僅有汶萊、新加坡和泰國的三個職位得到填補，包括菲律賓、越南和印尼等長期夥伴在內的其餘八個仍然空缺。
澳大利亞裔政客尼克・亞當斯自詡“強勢領袖”，因過往發表冒犯伊斯蘭教與女性的爭議言論，白宮不得不撤回其駐馬來西亞大使的提名。
儘管部長級和技術官僚主導的對話與交流大體得以維持（例證便是今年香格里拉對話中，美國防長赫格塞思得到相對熱情的回應，他的涉華表態言辭較去年也明顯緩和），但來自高層的信號是明確的：特朗普沒有一個嚴肅的東盟政策，他並沒有認真對待東盟。即使他的團隊里或許有真正重視東盟的人，但其聲音往往被周圍的人掩蓋和否定，因為他們對東盟既不關心，事實上也拿整體外交政策不當回事。
當前的霍爾木茲海峽危機，部分說明了特朗普團隊對東盟利益的漠視，因為東盟多國依賴海灣國家的能源供應，是全球受衝擊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更確切地說，2024年通過該海峽的約84%原油、約83%液化天然氣最終目的地是亞洲。
此外，伊朗對海灣美軍基地的襲擾，也讓依賴美國提供防務保護（尤其是防範比伊朗實力強大得多的對手）的地區國家心生不安。伊朗至多是一個經濟上有依賴性、技術上有缺陷的地區強國。顯然，東盟國家需要一套備用防務方案。
多管齊下
沒有萬全之策。解決方案必須多管齊下。
首先，東盟應推行防務多邊對齊。一方面，成員國應努力保持與美方的接觸和信息暢通，但絕不能依賴其提供絕對安全保障。在1991年出台“東進政策”基礎上，新德里態度積極，並表示有意通過先進導彈交易和海上安全執法加強與東盟的軍事合作。
雅加達越來越多地在特定領域與北京開展軍事合作，這既是善意姿態，也展現了多向靈活性，2024年12月的“和平神鷹-2024”聯合演習即為明證。今年4月，雅加達和華盛頓宣布升級防務夥伴關係，而與此同時，總統普拉博沃訪問了俄羅斯。越南則深化了與俄羅斯的軍事和安全聯繫，將合作範圍擴展至公共和國內安全領域。
部分東盟國家正積極培養並發展與美方以外各方的“軟硬件”協同能力。對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南海利益攸關方而言，不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很可能被證明是明智之舉。
其次，東盟必須大力投資於國內軍事技術能力，並將此類發展融入經濟轉型總體願景。
2022至2024年，主要東盟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的防務採購和研發支出在78億美元基礎上又增加27億美元，兩年間增長了35%。
當下亟需調整軍費投向，扶持本土具備競爭力的軍工龍頭企業，使其能夠對接美俄技術資源，同時更有效地在東盟特定的地緣安全環境中落地實施。
改進硬技術的同時，各國還需整治腐敗、指揮效率低下以及武器系統互不兼容等內部頑疾。強化採購與創新的問責制與透明度，將與東盟各國針對外部挑戰及潛在破壞者維持“最低可信威懾力”相輔相成。
當然，挑戰依然存在。在區域層面，泰柬衝突和緬甸的大規模動蕩仍是持續的安全問題，需要更持久的、結構性的解決方案，而這些方案目前看來仍遙不可及。
第三，在可能且完全遵重主權和政治現實的前提下，東盟國家應審慎校準處理對華多維關係的方法，利用自身在決定中國製造商市場准入與轉口貿易流向方面日益關鍵的地位，以此為籌碼，爭取在南海問題上達成更具可持續性的共處安排。
2026年4月，蘇林總書記新上任後首次對中國進行為期四天的訪問。其間，這位越南領導人着重強調了深化社會主義情誼、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拓展人工智能合作的重要性，同時將兩國領土爭端列入需“有效管控”的分歧領域。
儘管過去幾年有激烈的摩擦，菲律賓似乎正通過探索南海聯合油氣勘探等小步試探方式，努力為其對華關係重建“穩定基礎”。雖然一些人認為這是由於當前該地區面臨能源危機，但此舉同樣可能是向華盛頓發出的深思熟慮的信號：馬尼拉的地緣戰略忠誠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
總之，東盟國家必須做好準備，在防務領域尋求多項備用計劃，確保自身獲得最大的靈活性和更強的博弈籌碼，以便在這個艱難時期爭取到符合當前實際的最優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