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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國過去50年的經濟表現無疑因其生活質量改善的規模與速度而引人注目。但中國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至今仍被低估。
誠然，若僅回顧二戰以後時期的全球性衝擊，則有如下幾個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事件：1970年代的石油禁運導致發達國家生產力增長大幅且永久性放緩；2008年金融危機讓全球化戛然而止，並令美國以金融為主導的資本主義模式受到質疑。美聯儲的政策也產生明顯的全球影響，例如，保羅·沃爾克的緊縮政策在1980年代初引發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本·伯南克開啟的量化寬鬆政策則最終推動資本流向新興市場，進而支撐了2000年代的高速增長。
但中國重商主義的影響可能比上述任何事件都更為深遠。如果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只是因為它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一種更持久的力量，且常被籠統歸因於中國更廣泛的經濟增長表現。長期以來，分析人士將美國置於全球經濟核心地位，這種潛在的偏見導致許多人忽視了中國重商主義在改變遊戲規則方面的作用——無論在全球公共產品還是在全球公共問題方面。
從“資產”方面看，有三個突出表現。首先是重商主義對“大緩和”的貢獻。經歷了1970年代高通脹後，全球通脹下降並保持低位，直至新冠疫情爆發。儘管穩健的貨幣政策和央行獨立性是重要因素，但中國激進的重商主義持續向全球提供低價製成品才是關鍵。雖然醫療、教育等生產率難以提升的非貿易服務品價格大幅上漲，但在中國推動下貿易品價格持續走低或保持平穩，最終造就低通脹格局。
若沒有中國的貢獻，發達經濟體央行的工作將更加困難。曾任英格蘭銀行行長的馬克·卡尼常提及“全球化”對“大緩和”的積極作用，但“全球化”一詞讓真正的源頭被掩蓋了。
中國重商主義帶來的第二個全球公共產品是氣候變化減緩。可再生能源革命以太陽能為主，而低價中國太陽能板和日益普及的電池（保障在無光照時段供電）使之成為可能。
在太陽能革命之前，氣候政策陷入利弊權衡困境，因為需要通過碳稅犧牲當前消費，來換取未來的減排收益。由於公眾注重短期利益，推銷這一理念的政治努力失敗，導致富裕國家的氣候治理停滯不前。而如今，中國重商主義使減排與經濟增長、產業活力兼容，讓可再生能源革命惠及所有國家。後世或許會感謝中國阻止或至少延緩了地球災難性的命運。
第三個益處是，在發展中國家大部分地區，集中式國內電力系統失靈，而低價的中國太陽能板擴大了能源獲取途徑。儘管並非永久解決方案，但中國製造的太陽能板和電池顯著改善了全球貧困人口的生活。例如，在巴基斯坦，太陽能已佔到電網供電電力的五分之一。
不過也要看看“負債”。正如大衛·奧托、大衛·多恩和戈登·漢森十年前所示，第一次“中國衝擊”加速了美國政治核心區域的去工業化（儘管並非唯一原因）。現在，第二次“中國衝擊”正重創德國汽車產業，而該產業正是德國更廣泛的中小企業產業生態系統的根基。
此外，正如我近期與肖米特羅·查特吉合作的研究所示，第三次“中國衝擊”——更準確說是“擠壓”——可能對廣大中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前景造成更嚴重的阻礙。與前兩次衝擊不同，這次衝擊較難察覺，其影響並非體現在裁員或工廠關閉，而是表現為工廠從未建立、出口市場從未開拓、能力從未積累、發展路徑從未開啟。這才是“中國擠壓”的真正代價。
筆者在2011年出版的《日蝕：中國經濟主導的陰影》一書中，通過量化硬實力核心指標，預判中國的崛起將比全世界的預期更早發生。即便如此，該分析也未能充分預見中國不懈的重商主義會以何種方式（無論好壞）影響世界。單憑一己之力，就讓全球霸主（美國）陷入自我懷疑且實力下降，同時重創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這一“成就”在歷史上實屬罕見。
中國重商主義對本世紀世界格局的改變，已遠超美國的經濟波動或美聯儲政策。儘管當下的“特朗普衝擊”在未來幾十年可能更具影響力，但它不會帶來中國經濟模式的正向紅利，目光所及只有負面影響。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Mother of All Economic Shocks Is Chinese Mercantilism”（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