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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TRENDS Research & Advisory） |
核武器曾讓大國之間的征服戰爭變得不可想像。1945年後，核大國之間仍然可以對抗，但僅限於通過代理人衝突和邊緣危機間接進行。無論這些衝突多麼血腥，人們都認為其激烈程度不會接近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
俄羅斯2022年入侵烏克蘭打破了這種確定性。普京總統下令攻擊一個獨立與安全在1994年《布達佩斯備忘錄》中得到俄羅斯保障的國家，這動搖了戰後秩序的一個基本假設。烏克蘭戰爭表明，一個大國可以在核武庫掩護下，發動一場全面的、以征服為目的的常規戰爭，而不會引發核升級，也不會越過那條被視為區分有限戰爭與災難性衝突的紅線。
所以說，清晰的核門檻概念已不再符合現實，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不確定的區域，一個敵對行為可以累積卻未必自動引發核升級的中間區域。
不過，威懾所依賴的與其說是武器本身，不如說是對武器如何被使用的穩定預期。一旦這種穩定性被侵蝕，敵對大國就會開始試探可能性的極限，而人們對不可忍受之事的底線也會被拉高。
這種轉變反過來為修正主義大國創造了機會，使其能通過武力等手段重塑國際體系規則以謀私利。作為聯合國秩序基石的邊界不可侵犯性，開始顯得不再像一條規則，而更像一項有條件的規範，在仍有國家願意並有能力執行時才是有效的。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五年最重大的戰略破裂恰恰來自核大國自身。俄羅斯試圖征服烏克蘭，隨後吞併了該國數個省份，而後陷入了一場消耗戰。以色列作為一個未公開的核國家，為回應哈馬斯在2023年10月7日的襲擊，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軍事行動，打擊了加沙、黎巴嫩、敘利亞、也門和伊朗的目標。
美國非但沒有繼續充當其協助構立的體系的守護者，反而助長了對它的破壞。特朗普總統幾乎不加掩飾地威脅“接管”格陵蘭島，就是這種轉變的一個跡象。接着是干預委內瑞拉並綁架其總統，以及未經聯合國授權或有效的國會磋商便對伊朗發動戰爭。
這些事件並非簡單地堆積，而是相互強化。過去四年中，俄羅斯已經證明，經濟制裁是可以承受的，西方的戰爭努力面臨工業與政治限制，而核保護傘能為領土擴張提供遠超以往預期的空間。
這種轉變從根本上改變了激勵機制，降低了侵略的預期成本，提高了預期回報。其結果並非一場突發的全球大火，而是眾多拒絕局部化的衝突四處蔓延。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完全有可能在核門檻之下爆發，引發一連串失控的常規暴力連鎖反應。
電氣工程學提供了一個貼切的比喻。在冷戰及隨後美國霸權未受挑戰的時期，衝突是在國際秩序內並行展開的。一地爆發衝突不一定會牽連其他地區。一處短路不會拖垮整個系統。
如今，衝突日益相互關聯，每一個新的熱點都會放大其他衝突，並增加對整個系統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戰爭不再各自孤立，而是可能匯聚成一場單一的戰略危機。
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幾十年前就認識到這個問題。他在1951年出版的富有預見性的著作《連鎖戰爭》中指出，美國戰略家曾設想了兩種未來：無直接對抗的武裝和平，或以核交換告終的全面戰爭。他們因此忽略了一個第三種可能：“有限熱戰”。
朝鮮戰爭的爆發暴露了這一盲點。然而，即便冷戰中的熱戰，也仍然是受控的。例如，蘇聯和中國對北越的支持必須保持隱蔽或防禦性質。核威懾當時仍成功地將暴力限制在有限戰場。
但這種限制能力如今正在減弱，部分原因是沒有哪個單一國家能有效管控局部衝突。美國雖仍是世界頭號軍事強國，但實際上只能全力維持一場重大戰爭。
這就是霸權的悖論：美國必須無處不在，而它的對手只需掌控自家周邊，台海或其他地方的一場危機便可使其戰略過載。歐洲政治上尚未統一到足以填補這一空缺，中國儘管影響力日增卻鮮有維護全球秩序的意圖，它更多是捍衛自身的直接利益。
在這種環境下，僅僅依賴核武庫和防禦性同盟的被動安全政策已不再足夠。要重建威懾，自由民主國家必須重建集體防禦機制，恢復武力使用規範，並構建一種基於地區均勢、無需單一霸權即可運轉的新型安全體系。
隨着經濟力量分佈日益廣泛，美國作為“不可或缺國家”的時代正在結束。國際體系的演進方向，要麼是法國社會學家讓·貝希勒所稱的“寡極世界”，即一個由若干大國主導的平衡體系，要麼是以美中為核心的新兩極秩序。
核威懾能否在這次轉型中存續，將決定未來的走向。如果失敗，真正的危險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一場愈演愈烈且無人能擋的暴力狂潮。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Nuclear Deterrence Is No Longer Enough”（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