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PHDCCI與中國企業之間的商業圓桌會議。在經歷5年的中斷後，印度商業代表團於2026年3月29日至4月4日期間訪問中國。 |
中印關係迎來變革之風。
3月11日，印度內閣宣布放寬針對鄰國投資的《第三號新聞通告》規定，從而允許中國對電子零件、太陽能板及其他資本品製造業進行有限投資。
3月29日至4月4日，印度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及德里工商會代表團訪問上海和江蘇。中國官方媒體稱此訪“為中印經濟關係回暖再添動力”，這預示着兩國高層態度的整體轉向。
2020年邊境衝突後，中印一度嚴重對立，兩國關係緩和始於2024年喀山領導人重要峰會前的一系列籌備會議、隨後的峰會本身，以及2025年上合組織天津峰會期間莫迪、習近平與普京的會晤。
現有評論常將這一改善，歸因於特朗普對印度的粗暴無禮。的確，特朗普第二任期對待印度的方式，令許多密切關注其第一任期及拜登時期美印關係的人士大惑不解。美國高級官員多次指責這個人口最多的經濟體實行“不公平貿易”，而總統本人更在一次任性的發言中，將印度和俄羅斯稱為“死氣沉沉的經濟體”。
最近，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蘭道在印度重磅年度會議“瑞辛納對話”上對滿座賓客表示，美國“不會在對印關係上重蹈20年前對華關係的覆轍”，即避免讓印度成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競爭對手。有如此“坦誠”的盟友，誰還需要敵人呢？
中印關係現有論述的兩大定式
我有幸出席今年的“瑞辛納對話”。在新德里的五天確實是一次徹底改變認知、令人眼界大開的經歷，讓我對印度外交政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時也意識到，對於這一複雜思想體系，自己僅觸及皮毛。
此訪也讓我形成一個觀察：當前關於中印關係的討論，尤其是在兩國國內，受到兩種常見認知定式的影響。
第一種我稱為“第三方執念”，第二種可稱為“負面框架”。
前者主要為中國外交界諸多評論人士所持有，認為新德里但凡有意改善對華關係，原因無非是對華盛頓的傲慢不滿。這些印度政治精英意在表達對美國同行魯莽行為的不認同，或許希望對方為此付出代價。
誠然，在特朗普式反覆無常、出爾反爾的當下，新德里乃至孟買、班加羅爾、海得拉巴和艾哈邁達巴德等地區中心的許多人，確實在重新審視與美國的關係。印度前外交秘書希亞姆·薩蘭近期指出：“我們應尋找同樣被美國針對的新夥伴，其中一些的處境或許比我們更糟。”
此觀點還認為，印度本質上依附於美國，任何改善中印關係的嘗試都可能（且能輕易）被美國施壓扼殺。
後一種觀點則認為，加強中印關係的努力必須圍繞管控兩國間的“負面因素”展開，包括實控線沿線的領土爭端、軍事摩擦、兩國媒體瀰漫的極端民族主義，或是對印度如芒在背的中巴友好關係。
兩種說法都有一定道理。新德里的確（儘管並非決定因素）將華盛頓對北京的態度，作為研判其對華政策空間的參考信號之一，或者說中印互動確實充滿陷阱和潛在風險。然而，這些因素的影響往往被誇大。
就第一種觀點而言，印度外交決策圈的許多人實際上認為，他們追求的政策要堅定符合國家（乃至各邦）戰略、軍事和經濟利益。外交部長蘇傑生所說的“多元結盟或多向度外交”，正是其國家機構的日常工作，旨在與各方保持同等接觸，與競爭大國維持等距關係。
過去十年，中國的崛起及其快速提升的經濟、安全和技術實力，無疑促使新德里通過“四方安全對話”等機制，以及拜登任內達成的其他雙邊貿易投資協議，與美國建立了更多軍事和戰略夥伴關係。但這並不必然意味着從屬關係，相反，印度精英渴望藉助美國持久的軍事情報安全優勢，來制衡快速發展、戰略自信不斷提升的中國，同時藉助中國的產業成功，系統性提升本國的發展水平。因此，地緣政治多元化是印度堅持戰略自主的必然策略，不能完全歸因於美印關係惡化。
就第二種觀點而言，主張“議題分隔處理”或許很誘人。也就是說，中印暫且擱置領土安全爭端乃至中印巴三角問題，不謀求解決或強行推進，轉而聚焦知識技術轉讓、對印投資、印度人口紅利和服務業活力與中國尖端製造業的協同發展，以收穫積極成果。
然而，分隔說易行難。兩國政府都將民族自豪感視為執政合法性的支柱。況且，只有“積極領域”的收益足以抵銷擱置“負面議題”的代價時，分隔才能奏效。因此，當前最缺失的是一種積極敘事，即賦予中印關係類似中美關係長期以來在公共話語中的厚重分量，如伯格斯坦提出的“G2”構想或習近平倡導的“新型大國關係”。
雖然這些概念在對方政府遇冷，但它們在地區及更廣政策圈引發的關注，都體現了提出者的雄心，即為雙邊關係構建積極願景。
倡導“南南”合作：平等共治而非主導
在此提一個新提議。中印同為發展中經濟體的重要力量，中國是製造業強國，印度則是擁有突出軟實力的數字服務中心。兩國都有遍布全球的僑民網絡。
合理的前進方向，是中印共同引領南南夥伴關係，攜手主導全球南方。全球南方是一個鬆散定義的國家群體，這些國家曾遭受殖民或帝國主義侵略，人均GDP和發展水平落後於成熟市場。
這種主導不是霸權式支配或單邊決定利益與議程，而是通過提供關鍵公共產品實現，包括醫療產品（如藥品、疫苗、口罩、醫療設備）、可再生能源產品（如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以及更抽象的領域如安全（維和、維護地區秩序）和知識思想（如有關新興經濟體如何把握AI機遇與挑戰的研究和理論構建）。
在製造業領域，儘管通過機械人技術和自動化，中國企業將持續專註於高端製造，但它們完全可以藉助更開放的印度經濟在信息通信技術、英語市場營銷與傳播等領域的豐富專業經驗，提升全球布局與品牌影響力。另一方面，通過向外資開放製造業生態，印度企業將受益於與中國同行的技術合作。
最終，可再生能源轉型所需的諸多關鍵產品，可沿中印-東盟走廊大規模生產和銷售。
毋庸置疑，印度對國內生產商競爭劣勢的擔憂是合理的。但一味保護、排斥外部競爭並非長久之計。在合理範圍內，印度企業將受益於生態內部競爭水平的提高，同時倒逼中央和地方政府推進遲滯已久的市場壁壘改革，進而全方位提升效率，惠及更多印度民眾。
至於安全問題，顯然北京和新德里無法指望反覆無常的特朗普政府維護全球穩定。海灣地區一定程度的安全，應該且可以通過加強南南合作來實現。中印可利用金磚+乃至上合組織等機制召集各方特使，（例如）確保大多數油輪安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
中印兩國都應牢記，不應將全球南方眾多尋求自主、善於借力的國家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作為崛起中的大國，重蹈歷史上諸多大國的“帝國”覆轍將是致命錯誤。“共贏”不是單純的政治口號，更是可持續、成本更低的制勝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