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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美以對伊朗襲擊所引發的波斯灣戰爭，目前正處於一種“未設定結束時間”的暫時停火狀態。
這場看似旨在通過斬首伊朗領導層、繼而引發國內起義來快速實現政權更迭的行動，如今已演變為一場消耗戰，雙方都希望從中脫身。
與以往不同的是，北約領導層拒絕軍事介入。德國國防部長表示：“這不是我們的戰爭。”
美國前國務卿約翰·克里近期的言論印證了一個觀點，即以色列的偏好有時會嚴重影響美國在伊朗問題上的決策。前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最近聲稱，特朗普是“被（以色列總理）比比·內塔尼亞胡拖下水的”。在戰爭初期辭職的美國國家反恐中心主任約瑟夫·肯特表示，伊朗並未對美國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戰爭爆發是因為以色列遊說團體的壓力。
這就引出一個更大的戰略問題：美國是依據其長期國家利益來塑造中東，還是在被動應對聯盟施壓、國內遊說以及根深蒂固的安全範式等一系列複雜因素？
美以夥伴關係不僅深厚、制度化，且具備政治韌性。它建立在情報共享、防務協作基礎之上，並得到國會的強力支持——像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在其中起了關鍵的鞏固作用。與此同時，以國防部為核心、以龐大軍工網絡為支撐的美國防務體系，長期處於不斷感知威脅的環境之中，這種認知維繫着預算、軍事部署和戰略姿態。
這一切未必是陰謀，它反映的是塑造最終結果的政治結構。當聯盟承諾、國內政治利益和軍工產業的訴求走到一起時，政策的迴旋餘地就會收窄。本應審慎調整的戰略選擇，反而變成展示決心的衝動。
在此，漢斯·J·摩根索的警告引起共鳴。他告誡說，一個強國絕不能讓一個較弱的盟友來定義其戰略視野，也不應讓自己陷入退則蒙羞、進則面臨重大風險的境地。現實主義不是犬儒主義，而是審慎自律。它要求在外交政策上區分利益的主次，並保持情感上的中立。
歷史上，美國政府展現過這種自律，例如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艾森豪威爾總統頂住巨大的盟友壓力，迫使以色列、英國和法國撤出埃及。他知道，美國在後殖民世界的公信力，需要通過擺脫歐洲冒險主義來彰顯。那一刻鞏固了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然而，在種種制度慣性的作用下，這種自律已隨時間逐漸被侵蝕。
70年後，人們的看法已經反轉。入侵伊拉克、干預利比亞、深陷阿富汗和敘利亞衝突，以及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協議，這一切重塑了該地區對美國實力的認知。每一次行動都以穩定、威懾或民主化為名，每一次都導致持續至今的動蕩。
對中東地區普通民眾而言，教訓顯得極為嚴峻：外部干預許諾改革，卻往往帶來分裂。無論這種看法是否準確，它都塑造了政治心理。當華盛頓談論自由時，許多人想起的卻是權力真空。當美國談論安全時，人們想到的是交戰的民兵組織。
伊朗在這一敘事中佔據獨特地位。它不僅是一個政府，更是一個對外部干涉有深刻歷史記憶的文明型國家。自1953年民選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台被推翻、禮薩·沙阿·巴列維復辟以來，伊朗始終對西方列強極度戒備。伊朗外交從來繞不開歷史，這左右着它如何解讀美國的舉動，以及如何為自己的行為尋找正當理由。
外部壓力往往凝聚而非瓦解民族主義。即使是批評本國領導層的伊朗人，也常會抵制外部脅迫。暗殺和空襲可能會削弱其實力，但同時也印證了該政權一貫的說法——他們的主權正受到圍剿。
美國失去人心，不僅局限於中東地區。歐洲已拒絕特朗普要求其派遣海軍以確保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的要求。在全球南方看來，美國口頭強調基於規則的秩序，卻不乏選擇性執法的記錄。在亞洲，戰略夥伴目睹華盛頓屢屢被中東危機牽扯精力，而更大的結構性轉變正在其他地區發生。
實力不僅是物質的，也關乎聲譽。它建立在可預測和可信之上。當美國退出TPP或伊核協議等經談判達成的協議時，被削弱的不僅是一項協議，更是外界對其外交穩定性的信心。未來談判變得更難，對手會對沖，盟友會生疑。
那麼，美國該如何重振其道德權威和戰略主導地位？
首先，要恢復外交連續性。要認真重申尊重主權條約的承諾，以表明協定能經受選舉周期的考驗。
其次，要在聯盟內部重建戰略自主性。支持以色列的安全不必贊同它的每一次戰術升級。清晰界定美國自己的紅線意味着成熟，而非背棄。
第三，威懾應優先於先發制人。預防性打擊往往適得其反，引發了本想極力避免的局勢升級。超級大國必須分清管控能力與顛覆政權的界限。
第四，區域交往不應局限于軍事合作。鼓勵海灣國家與伊朗對話，並投資於經濟一體化，這將使地區敘事從強制脅迫轉向責任擔當。
最後，使實踐與原則保持一致。如果主權和穩定被奉為準則，它們必須普遍適用。一致性重建信任，反覆無常則加速衰落。
美國在軍事上依然無可匹敵。但在多極化時代，主導地位更少依賴於力量投送，更多取決於戰略克制。摩根索的現實主義植根於審慎：國家利益必須高於激情、壓力和意識形態衝動。
大國衰落不僅源於戰敗，也源於過度擴張和誤判。如果華盛頓希望保持其超級大國地位，就必須重拾昔日的自律，即使對朋友，在關乎長期穩定時也能說“不”。唯如此，它才能重新贏得將實力轉化為領導力所必需的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