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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美以對伊朗發起戰爭並引發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危機後，因遭遇“破拆球政治”（wrecking-ball politics）和“歐洲文明衝突論”衝擊而千瘡百孔的跨大西洋戰略互信面臨新一輪撕裂。特朗普近期拋出的“伊朗戰事後考量北約存續”言論，表明美國正在聯盟關係武器化道路上狂奔，美歐之間已然微薄的戰略互信持續受到損害。正如芬蘭總統斯圖布所言，歐洲必須面對“西方正在分裂”的現實，跨大西洋聯盟只能“儘力挽救”。
在此背景下，歐洲雖欲竭力挽救跨大西洋關係，但它已經拋棄對美國作為“歐洲戰略基石”的迷信，而更傾向於用“收益-風險”分析框架，來評估是否應順從美國魯莽而自利的對外政策。
事實上，在美以伊戰爭及其後的霍爾木茲危機中，因戰略上對美依賴及經濟脆弱性，歐洲已成為受中東危機外溢衝擊最嚴重的一方。經濟上，因為對俄能源脫鉤，歐洲被迫吞下成本永久性上升的苦果，但其精心打造的能源安全願景，卻因海灣能源供應斷崖式下跌及其帶來的恐慌打碎。3月歐元區通脹率達2.5%，預示歐洲或將面臨新一輪成本及競爭力壓力。安全上，遏制俄羅斯軍力國力是當前歐洲最大安全訴求，而美國在伊朗戰事後斷絕對烏克蘭援助，在武器供應和軍力投入上回歸“中東優先”，並為緩解能源危機而放鬆對俄制裁。在歐洲看來，這些均屬於棄烏就俄、損害其核心利益之舉。戰略上，美國當前“一切為以色列利益讓路”的做法，意味着歐洲在美國盟友體系中的地位及戰略價值遭遇系統性顛覆。而且，美國似乎毫不在意其軍事行動可能讓歐洲掉入“地緣政治黑洞”。若美以達成既定戰略目標，將意味着以色列可在中東為所欲為，而伊朗失序所引發的難民危機及其他非傳統安全威脅恐遠超“阿拉伯之春”和伊斯蘭國崛起。
另一方面，特朗普領導的美國在不斷向盟友攫取經濟利益、攤派安全成本的同時，理所當然地將同盟體系和盟友關係轉化為無條件支撐其單邊行動的戰略資產。盟友的審慎態度則引發特朗普的“史詩憤怒”：威脅制裁西班牙，將參與“護航聯盟”與北約角色掛鉤，甚至直接再次發出“退出北約”的威脅。在戰略重心被中東嚴重牽扯的背景下，美國對盟友價值的認知不僅是政治和戰略層面的跟隨，更是直接要求盟友為其戰略布局充當軍事和經濟馬前卒，將歐洲裹挾在美國的地緣政治戰車上。對於歐洲而言，維繫與美國戰略同盟關係的成本，將遠遠大於“通過提升軍費拉住美國”，以及在經貿條件、能源進口等方面“交保護費”。
從北約的傳統定位看，歐洲追隨美國單邊行動並無明確法律義務。北約雖奠定了美歐之間的軍事同盟基礎，但其定位主要是遏制俄羅斯（蘇聯）軍事聯盟，以及在成員國遭遇軍事攻擊後啟動集體防衛條款（歷史上唯一啟動該條款的例子是應對“911”襲擊）。如果歐洲國家參加中東戰事，為美國主動襲擊伊朗啟動集體防衛條款，則意味着北約的性質從集體防衛轉向挑動和參與戰爭。而從歷史經驗看，21世紀初歐洲國家因同盟關係而參與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卻將伊斯蘭世界報復和仇恨的怒火引向自身。歐洲飽受中東亂局所引發的恐怖主義泛濫、難民潮等挑戰，歐盟國家間的撕裂乃至歐洲政治的極右民粹化趨勢因此而加劇。所以，近期法國總統馬克龍、英國首相斯塔默等均表示“美以伊衝突不是我們的戰爭”“軍事行動無法解決霍爾木茲危機”，亦表明歐洲有意將“不捲入衝突”劃做戰略紅線，以免陷入下一個地緣政治陷阱。
但也要看到，歐洲在給跨大西洋戰略關係劃定邊界的同時，仍試圖迎合美國的“盟友”邏輯，並希望管控美歐間的衝突烈度。比如，歐洲多國最終在美使用其境內基地從事對伊朗行動時做出妥協，法、英、德、意、荷、日六國就“保障霍爾木茲海峽的航行安全”發表聲明。這些舉措都在向美國傳遞一個信號，即歐洲的地緣位置和政治影響力仍是美國重要的戰略資產。歐盟對美國“去依賴”籌碼的縮減，以及“戰略自主”方面可投入資源的嚴重不足，將使其在處理和應對跨大西洋分裂上長期處在兩難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