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策略

委內瑞拉是否預示一個無規則國際秩序的到來?

2026-01-14
卡拉·諾洛夫(Carla Norrlöf)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西洋理事會高級客座研究員

美國干預委內瑞拉引發的最重要問題,並非是否違反國際法和國際準則,而是它揭示了自由國際秩序的未來走向。與一些評論人士的觀點相反,該秩序並未崩潰,因為其核心支柱依然穩固,而替代方案仍顯薄弱。只是,如今維繫這一秩序,需要美國更頻繁地以自由裁量的方式行事,未來的干預門檻將變得越來越模糊。

當人們認知的國家行為邊界逐漸弱化,權力的內涵也隨之改變。問題不再是允許做什麼,而是體系內其他成員如何解讀這些行為。委內瑞拉事件表明,美國單方執法的特權越來越有悖合作預期,而後者是美國領導地位的最終依託。全球領導力不僅是國家行動能力,同樣重要的是,行動是強化還是削弱人們對未來審慎與剋制的預期。

幾十年來,美國實力一直建立在軍事和經濟優勢之上,並通過密集的同盟承諾來鞏固。這種格局使得退出美國主導的制度安排代價高昂,哪怕夥伴國對此心懷不滿。所以,美國的權威不僅基於共識,也基於由安全保障、同盟紐帶和對關鍵經濟戰略關係的控制所組成的依賴性架構。

不過,制度即使能鞏固優勢,也抵不過行使自由裁量權所帶來的聲譽和戰略代價。針對弱小或孤立國家的一次干預很少能改變國際秩序結構,但當其他國家據此調整它們的預期時,這種行動的影響會不斷積累。

與美國此前在伊拉克、科索沃、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干預行動相比,委內瑞拉有所不同。這些案例或許存在爭議或質疑,但它們對美國來說都有一個清晰的升級點或“紅線”(即便是編造的),比如武器計劃、大規模暴力或持續不斷的戰爭。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干預委內瑞拉的理由卻是移民、規避制裁、犯罪網絡和中國影響力等一堆關切。沒有一個節點表明克制在什麼時候變成了強制和升級。

當然,物質和意識形態利益,如石油獲取、地區影響力和對社會主義的抵制,始終影響着美國對委內瑞拉的政策。此次事件的不同之處,不在於這些利益的存在,而在於缺乏明確的門檻或緊急狀態,來證明強制行動的合理性。

此外,美國在其他地方的類似舉動加劇了這種不確定性。特朗普總統公開威脅美國的親密夥伴,如加拿大(北約成員)和格陵蘭島(北約成員丹麥的屬地),這動搖了盟國主權不受美國霸凌的原則。

通過抓捕並起訴現任外國領導人馬杜羅,特朗普政府正在以非戰爭手段擴大美國司法管轄權。通過邊緣化委內瑞拉本國反對派,“促成”和“強行”政治變革之間的界限被模糊。通過邊緣化國會,之前要求政府提前劃定紅線的程序性制衡機制被移除。

所有這些舉措,讓明確的界限被隨心所欲的裁量取代。特朗普執政前,其他國家還可以注意漏洞並預測美國的反應,而現在它們只能靠猜。這就是委內瑞拉創下的先例。

長期以來美國都受益於這樣一種認知:它不僅是規則執行者,在一個由它不成比例塑造的國際體系中,它更是安全和准入的核心提供者。這種背景下,偶爾的違規行為往往被容忍,認為只是個別事件。如今,這種假設正面臨挑戰。

此次美國干預行動固然令人震驚,但其國內對在西半球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政治容忍度同樣令人震驚。過去,在以相互克製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里,隨意推測涉及親密夥伴的領土主張,無論現實中多麼不可能,在政治上都是無法想像的。如今,情況截然不同。白宮公開辯稱,此次行動是對毒品、對手和安全溢出效應的常規管理,而非不尋常地使用武力,可見特朗普“自由裁量優先”的做法已經常態化到何種程度。

這一點至關重要。秩序不僅取決於結果,也取決於預期。如果更多國家預料美國類似的判斷可能用於其他國家,即使這種情況不常見,那麼,它們參與時的考量就會改變。最有可能的情況下,它們對美國干預委內瑞拉的回應,不會是大規模倒戈或公開對抗,而是對沖、法律隔離、機構多元化以及暗中減少與美國的接觸。無需協調,一旦進程啟動(事實上已經開始),各國的行動就會相互強化。

但這並不意味着現有秩序瀕臨崩潰。系統性變革需要可靠的替代方案,而這些方案仍然有限。競爭對手或許能阻撓美國的倡議,但無法取代全球合作賴以生存的制度基礎。

更棘手的問題在於,美國能否繼續維持執法與提供全球公共產品之間的平衡。當強制手段的使用多過合作,或執法擴張的速度超過共享利益時,維持領導地位的成本就會上升。屆時,服從將從自願轉向交易,權威也開始類似於霸權。

委內瑞拉事件非但沒有解決原有問題,反而使之更加尖銳。如今的危險不在於各國會公開背叛,而在於它們會悄然適應一個流氓的美國。這種情況下,秩序或許能夠維繫,但成本會更高,且留給主導大國的回報也會遞減。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Does Venezuela Herald a No-Rules International Order?”,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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