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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陵蘭島人口不足6萬人，其中約2萬人居住在首府努克。 |
2026年第一周，三個截然不同的頭條幾乎同時出現：美國公開重提收購格陵蘭島的計劃，立即在跨大西洋聯盟內部引發質疑；美國在委內瑞拉發動一次重大軍事行動，引發關於此舉是否符合《聯合國憲章》的激烈辯論；與此同時，基輔的夥伴們在巴黎討論“安全保障”和戰後重建，重建預算（目前普遍引用的是5240億美元）籠罩着每一場談判。
這些事件表明，全球秩序的構建和執行正發生廣泛轉變。多邊主義制度依然存在，聯合國機構在開會，聯盟在開會，條約仍寫在紙面上。但其執行機制正在發生變化。更多成果是通過危機管理、臨時結盟，以及將安全、資源和市場准入連在一起的交易性方案產生的。換句話說，不再是“規則至上”，更多是“壓力下的討價還價”。
多邊主義命運：機構仍在，但選擇性執行
委內瑞拉事件揭示了緊張局勢的嚴峻。1月初的報道和法律評論將美國軍事行動描述為一場大規模打擊和抓捕行動，其合法性立即遭到質疑。分析人士質疑該行動是否符合《聯合國憲章》有關使用武力的核心限制。無論人們對加拉加斯或華盛頓持何種看法，它傳遞的治理信號似曾相識：當大國先行動、後解釋的時候，多邊機構往往淪為事後爭論的場所，而非事前約束。
這並不意味着多邊主義消失，它只是變得更加程序化，用共同語言演一場戲，而決定性選擇由別處做出。批評者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款和主權規範，支持者則援引特殊威脅、執法需要或必要性。結果是，合法性在公眾面前受質疑，能力卻塑造着事實，這為選擇性執法創造了空間。
依賴普世規則縮小世界權力差距的國家對這種轉變感受最為明顯。對多數全球南方國家而言，聯合國原則是約束強勢行為體的實用工具，當它們被一些高調的先例侵蝕時，較小國家就會採取對沖策略，包括譴責、棄權或根據風險調整關係。多邊主義仍在，但越來越只是一種政治保險，而非有保障的保護。
聯盟的命運
如果說委內瑞拉事件是試探多邊合法性的邊界，格陵蘭島則考驗聯盟的凝聚力，並展露歐洲的紅線。美國官員把將格陵蘭島置於美國控制之下描述成一場積極的政策討論，且不排除選擇強制手段。歐洲的回應則異常協調一致，明確堅持格陵蘭島的未來應由丹麥王國內的格陵蘭島人決定，且北極安全與歐洲和跨大西洋共同體的安全密不可分。
因此，治理方面的教訓不僅是聯盟關係緊張，還在於它們正走在兩條軌道上。一方面它們仍維護核心準則，即領土完整和盟友間可信的非脅迫關係。另一方面，它們越來越像風險分擔合同，更激烈的爭鬥是分配，誰承擔北極負擔，誰控制戰略地理位置，誰優先獲取關鍵資源，誰來劃定內部政治的紅線。
格陵蘭島位於北極安全、戰略基礎設施和關鍵礦產的交匯處，恰是經濟政策與國家安全界限模糊的地帶。當盟友在主權安排、基地使用權或資源政策等可談判事項上存在分歧時，信任就成為有效資產而不是空洞口號，而疑慮也可能蔓延到防務協調、技術審查等相關領域。
這不意味着聯盟瓦解，而是預示着一種更具交易性、按議題劃分的模式：在威懾和情報方面耐久，但在產業政策、北極治理及充滿領土象徵意義的問題上更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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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火協議變成交易
烏克蘭的例子展示了這種模式的實際運作方式。基輔表示，一份由美國提供安全保障的雙邊文件已在頂層接近敲定，其巴黎夥伴國會議在討論戰後重建與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討論了威懾承諾。它傳遞出的信息是，未來的“和平方案”將是一種捆綁式提議，一邊是安全保障，一邊是經濟條款。
這種捆綁讓重建與地緣政治密不可分。歐洲領導人表示，歐洲公司應獲得大部分重建合同，而美國的辯論則指向讓美國承包商獲得工作的融資結構，這就使得復蘇不僅是一項戰略承諾，也是一場爭奪產業機遇的競賽。
更廣泛的轉變是從“和平進程”轉向組合式協議。安全保障不再只關乎軍隊或條約，它還涉及資本、供應鏈選擇和規則制定。這種模式可以迅速調動資源，但也重塑了多邊主義：由機構進行召集並提供合法性，實質內容則由有能力執行的參與方來談判。
隨着大國競爭日益加劇，這種捆綁日漸成型，並被複制，從而導致更多領域被安全化，並導致法律、經濟和地位上的對齊。
重寫規則
實際上，曾經被視為例外的護欄，包括投資審查、出口管制、有條件融資和標準制定，正逐漸成為國家治理的常規工具。美國在對外國投資審查後，最近發佈了撤銷一起芯片交易的命令，就表明技術和供應鏈受到以安全為視角的監管，且正式的法律程序被用來落實戰略風險管理。其溢出效應是可以預見的：越來越多政府的應對方式，是更嚴格的審查機制，有針對性的補貼，以及在敏感領域推行本地化。這加速了各國關係向謹慎的相互依存轉變。
從更廣的視角看，美國和中國展現出不同的治理風格。華盛頓通常通過聯盟協調和基於能力的聯盟來運作，將安全承諾和控制與優先標準相結合。北京則始終如一地強調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主義，呼籲“真正的多邊主義”和加強聯合國的作用，同時維護主權和不干涉原則。中國還將合法性與發展和包容性聯繫起來，這些理念在部分全球南方國家引起共鳴。
這不是單邊與多邊主義的簡單劃分，兩者都可能有選擇性。但它們的合法性敘事和聯盟機制是不同的，而這些差異決定了哪些先例會在危機中固化——從哪種壓力會變得常態化，到金融和標準如何轉化為戰略槓桿。
它給我們帶來什麼？
從2026年初的這些信號中可以得出三個中性結論：
首先，多邊框架將繼續存在，但其作用越來越像一個舞台，而不是裁判。共同的法律語言和制度程序將繼續影響合法性辯論，但結果往往取決於實力、緊迫性和聯盟考量，尤其當危機超出正式程序時。
其次，聯盟將變得更加模塊化和有條件。它們仍將發揮威懾和協調作用，但圍繞責任分擔、產業利益和戰略地理的內部博弈將加劇。當主權象徵或資源控制介入時，價值觀可能影響爭端，但不能解決爭端。
第三，全球南方的影響力將會增強，但未必會形成統一的集團。許多國家會在安全、能源、金融和科技領域進行對沖，利用機構作為槓桿，同時接受減少短期風險敞口的交易性方案。其結果是，出現一個由不斷變化的聯盟塑造的更靈活秩序，而非固定的陣營。
對華盛頓和北京來說，考驗不在於“贏得”語言上的多邊主義，而在於能否證明他們所青睞的工具能維護穩定，且不削弱防止誤判的約束機制。全球治理並未消失，而是在危機和競爭的壓力下重建，且速度更快、爭議更多、更具交易性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