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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20年大部分時間裡，中國在有必要時會毫不猶豫讓人民幣走弱。例如2015年出人意料地讓貨幣貶值以應對經濟放緩，2018年至2020年貶值8%以緩衝中美首次貿易戰期間的關稅衝擊。但特朗普第二任期內，人民幣一直保持穩定。17年來未曾觸及的1美元兌7.3元人民幣，已經成為決策者的非正式心理關口。
貶值不再符合北京的戰略目標。其主要貿易夥伴，尤其是歐盟和主要新興市場，早已對中國工業產能過剩和出口激增感到不安。人民幣貶值可能引發區域貨幣競相貶值，一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多年來，中國的貨幣戰略已轉向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同時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政府現在對人民幣升值表現出更高的容忍度。國際化進程需要擁抱更多需求和更大的匯率波動，穩定則成為一種審慎選擇，哪怕代價是出口刺激減少。因此，中國的匯率政策越來越傾向於全球信任度和擴大人民幣使用範圍，而非短期的價格競爭優勢。
非西方意義的全球化
中國並未尋求西方那樣以市場為導向的人民幣全球化，相反，人民幣資產流動性低，並受到嚴格的資本管制。危機期間，美元資產可以迅速變現，人民幣資產則不然。這限制了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吸引力，也讓中國將人民幣定位為貿易結算貨幣而非全球資本投資工具的重點得到強化。
這種做法背後的地緣政治理由很有說服力。2022年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包括凍結其美元儲備，加劇了北京長期以來的擔憂：任何經濟體在美國金融槓桿和美元武器化面前都是脆弱的。為此，中國迅速擴充了應急金融架構：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CIPS）、數字人民幣（e-CNY）和不斷擴大的貨幣互換網絡成為SWIFT的備援和替代方案。香港穩定幣試點、離岸人民幣市場擴張和“南向通”計劃都體現了政策試驗的意圖，這些舉措共同構建了管控嚴格但又多元的跨境資本流動渠道。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依然是技術官僚和國家主導，而非依賴自由化金融改革。其進展主要錨定貿易結算、雙邊融資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投資。國有企業接受離岸人民幣計價的海外項目貸款，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發揮着核心作用，支持了人民幣的海外使用。其目的並非挑戰美元，而是確保中國金融體系乃至經濟在與西方關係進一步惡化時能夠獨立運作。
金融脫鉤不再是遙遠的威脅
北京不太可能通過突然拋售將其龐大的美債武器化，因為它們仍是其流動性投資組合的核心。風險在於有意減少對美元融資的依賴和將儲備資產多幣種化會帶來漸進的殺傷。近幾個月，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已降至2008年以來最低水平，目前不足7310億美元，顯示出一種持續遠離美元、轉向黃金和其他主權資產的多元化趨勢。
這種調整是有代價的，因為黃金收益率低，流動性也不如美債。然而，中國人民銀行最近一年來持續增持黃金儲備，這是戰略性對沖西方制裁的公開信號。
貿易談判表明，華盛頓很難有效削弱中國的核心貿易或技術基礎，但金融制裁仍是美國有力的工具。一旦出現重大衝突，無論是台灣還是南海，中國幾乎肯定會面臨西方的集體制裁。此類事件發生的可能性看似較低，但隨着時間推移，風險正在上升。
在所有潛在的“大交易”中，華盛頓都可能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以換取減緩制裁。此舉的影響將遠超中國出口領域，那些依賴中國中間工業品的經濟體，如日本、韓國和東盟國家，利潤空間可能被壓縮，甚至被迫要讓貨幣升值。低利潤產業在中國將難以生存，從而加速產業外遷。
重新估值與重新錨定
多年來，中國非官方的美元掛鉤提供了信譽和穩定性。但這種安排也有代價，最明顯是中美經濟周期的差異越來越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北京在美國經濟衰退時採取了積極的刺激措施。疫情後形勢逆轉，美國經濟因財政擴張飆升，中國則收緊政策並陷入房地產低迷。如今中國面臨持續通縮，美國仍在應對通脹。
儘管中國在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談判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但全球大部分定價和結算仍以美元計價，即使稀土等戰略領域也不例外。雖然“去美元化”不太可能實現，但中國不斷變化的貿易需求已不再需要人民幣與美元緊密掛鉤。
中國的商業聯繫正逐漸從美國轉向歐洲、亞洲和全球南方。讓人民幣錨定更廣的貨幣籃子（如CFETS指數，或歐元權重更高的指數），將賦予北京更多的貨幣靈活性，減少美國政策波動的衝擊。這也更能反映中國貿易的地域分佈。
從政治角度看，斷開與美元的掛鉤標誌着重大戰略轉向。它清楚表明，中國正加速與美國金融脫鉤，並朝更多極化的貿易秩序轉型。近期CFETS籃子的調整穩步降低了美元權重，增加了新興市場貨幣的作用。如今問題不再是人民幣是否應該重新錨定，而是北京準備以多快速度採取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