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特朗普政府製造的委內瑞拉事件與格陵蘭島“獲取論”看似分屬兩個方向，一個發生在西半球近鄰，一個指向北極和北大西洋戰略節點，一個是對他國政府的侵犯，一個是對領土與戰略資產的政治性主張，但若把二者置於特朗普第二任期整體戰略語境之下，它們則更像同一套邏輯的兩個案例。
美國在收縮對全球秩序制度性投入的同時，卻在其界定為“核心安全”的區域更傾向於以排他、強制、可見的方式塑造結果。也正因此，一些分析人士討論的美國到底是在“戰略收縮”還是在建立“新型霸權”並非截然矛盾，而是可以同時成立。美國收縮的，是責任承諾和國際義務，而強化的，是對關鍵空間、通道與資產的控制意志和手段。
特朗普政府委內瑞拉行動的標誌性意義，並不在於是否能在短期內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走向，而在於把所謂“跨境執法”“軍事行動”“政治過渡”等手段捆綁在一起，製造既成事實。其信號十分清晰：當美國把某個國家或議題界定為本土安全、跨國犯罪、移民與地區穩定的延伸，它就更願意訴諸立竿見影的強制手段，而不是通過多邊協商塑造長期治理安排。這種做法大大增加了地區政治的外溢風險，迫使周邊國家重新評估主權邊界的穩定性，也會推動更多國家在安全、金融、供應鏈與外交領域加速對沖，地區秩序由此更容易進入一種面對衝擊做出應激反應、之後再次遭遇衝擊並反應的惡性循環。
格陵蘭島議題則把同一套邏輯推向另一端。特朗普政府瞄準的並非短期目標，而是在中長期爭奪戰略資產。格陵蘭島橫跨北大西洋與北極方向，是美國預警、反導與太空監視體系的重要支點。在各國對關鍵礦產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其資源潛力也被納入美國“供應鏈安全”敘事。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式表態背後體現出美國秩序觀的根本變化，那就是，針對盟友領土與主權邊界，美國不再僅僅通過協商來處理關切，而是傾向於將其納入安全責任、成本分攤、權利獲取的交易框架，甚至以強制性語言抬高要價。
對歐洲而言，它觸及的不是美國實力強弱與否，而是美國的承諾是否仍然可信。當威脅和交易雙雙進入同盟內部議程，歐洲日益擔心規則邊界被重寫，美歐之間的信任基礎因此遭到侵蝕，歐洲追求防務自主的動力再次增強。
把委內瑞拉與格陵蘭島放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到一個更清晰的輪廓。特朗普政府的“收縮”不是退出國際事務，而是壓縮長期、昂貴、制度化的全球公共產品供給。與此同時，在少數被界定為直接關聯本土安全與戰略縱深的空間，特朗普政府反而願意動用更強硬、更排他甚至更具脅迫性的手段，以確保控制力。這種“選擇性霸權”，不再以普遍主義規則和穩定承諾為主要合法性來源，而是受國家安全名義下的可控性與成本收益核算驅動。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更願在自己定義的核心地帶展示權力，而不是在全球範圍承擔秩序維護者角色。
因此，若問這是“戰略收縮”還是“新型霸權”，更準確的答案或許是，美國正在進行一次“霸權方式重塑”。過去的美國霸權強調通過同盟網絡、多邊機制和規則塑造來降低不確定性，現在的美國則更強調通過關稅、制裁、執法、有限軍事威懾與議題化交易來提高控制力。美國減少的是制度耐心，增加的是手段硬度，收縮的是對外部的長期承諾，強化的是針對關鍵節點的排他性能力。
這種變化是短期還是長期的？在風格上，這種政策變化顯然帶有特朗普高度個人化的特徵，短期內更衝動、更不可預測。但在結構層面，它又不完全取決於個人偏好，而是美國國內政治極化、財政壓力、社會對海外投入耐心下降、多線競爭和產業安全焦共同推動的結果。美國政府換屆可能改變措辭與包裝，卻未必改變更條件化的承諾、更工具化的規則、更強調核心利益的大方向。美國未必會回到那個願意為全球秩序持續付出的時代，卻可能越來越習慣於在關鍵領域先出手、再談判，以行動製造議程，以強勢換取成本分攤。
對地區與國際秩序而言，這種收縮與強制並存的美國政策調整將帶來三重後果。一是地區秩序安全化將進一步加深。拉美國家會對外部干預與主權風險更敏感，歐洲會更擔心同盟內部規則遭到交易，北極方向會更快從合作議題轉向競爭議題。二是規則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下降將推動各國加速對沖。更多國家會在供應鏈、金融結算、關鍵基礎設施與外交夥伴上做多手準備，全球體系因此更碎片化，也更難形成穩定共識。三是大國競爭烈度加劇。當各國低估強制行動的成本，誤判風險將隨之上升，危機管理空間也將受到擠壓。
這也意味着，未來一段時間國際社會面臨的難題並非“美國是否退出地區和國際事務”，而是“美國將如何參與地區和國際事務”。美國仍然強大，但其提供秩序的方式正在變化。關鍵不在於評價美國是收縮還是擴張，而在於識別這種新模式的運行機制：在哪些空間美國會更強勢，哪些議題更可能被安全化，哪些領域規則會被工具化，在競爭與合作並存的環境里如何把風險管控得更系統、更長期。
委內瑞拉與格陵蘭島並非兩個故事，而是一條線索。一個更交易化、更情緒化、更偏向強制手段的美國正在成形，而世界必須學會在美國之變的背景下確定新的穩定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