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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上台七個月有餘，其對對華政策的全面評估遲遲不見出台，中美關係非但沒有出現當初人們期望的積極轉變，高層戰略對話更是幾乎陷入僵局。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調整的困境，與當下美國內政有直接關係，但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基本方針與國際關係發展大趨勢是相違背的。
作為主要的大國關係，中美關係的演變從來都與國際格局密切相關。冷戰結束後，全球化促進了世界多極化發展，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中國實現了和平崛起，美國霸權則日漸式微。與此同時，中美兩國也發展了相互依存的經貿和金融關係，世界越來越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從奧巴馬政府後期開始，中美關係逐步呈現結構性變化，這是國際關係格局變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朗普政府2017年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大國競爭作為新時期美國面臨的主要挑戰，同時把中國設定為主要對手，由此將美中關係變成戰略競爭關係。其邏輯出發點是，迅速崛起的中國對美國全球主導地位構成最大挑戰。顯而易見，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實質是為了維護美國的主導地位，也就是冷戰後美國所擁有的“一超獨大”的霸權地位，這是特朗普和拜登兩屆政府對華戰略的共同邏輯框架。華盛頓的決策者無視歷史發展趨勢和國際關係變化的現實，堅持把遏制中國和平崛起作為維護美國主導地位的主要外交戰略，其邏輯設定和目標選擇從根本上就進入了誤區。
與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力圖表明其總體外交政策更有章法，所以他強調美國的領導地位，同時強調美國回歸多邊主義。具體到對華政策上，拜登政府則突出“用實力說話”和“區別性施策”，即一方面要示強，另一方面力圖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做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阿拉斯加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中對此做了明確的闡述。
他把戰略競爭主導下的對華關係大體分為三種情況，也就是所謂的“布林肯三分法”：一是競爭性的關係，“該競爭時競爭”；二是合作性的關係，“可以合作時合作”；三是對抗性的關係，“必須對抗時對抗”。
對應“布林肯三分法”，我簡略梳理拜登政府上台以來對華的政策運作，歸納出五類政策目標：
A目標，確保美國的主導地位和戰略力量優勢。這就是要力圖削弱和遲滯中國戰略競爭力的發展，明確的政策選擇是選擇性脫鉤——在涉及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領域切斷中美之間的交往，同時動員和施壓盟國採取聯合行動。在此範圍內，中美關係是對抗性競爭，是零和遊戲。
B類目標，遏制中國在亞太地區和全球範圍影響力的擴大。即組織所謂“民主同盟”，以維護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之名，在軍事、經濟、政治和文化等領域對中國的國家事務和對外關係發展進行攻擊、阻撓和制約，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在此範圍內，中美關係或是對抗性的，或者是競爭性的。
C類目標，維繫相互依存的中美經貿和金融關係。在此範圍內，中美關係既有競爭性的，也有合作性的。
D類目標，在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方面，視情況與中國進行必要的合作，如氣候變化、全球流行病、核不擴散、戰略穩定等問題。
E類目標，對中美之間的分歧進行管理，避免因誤判或意外事件而發生大規模的衝突和對抗。
從形式上看，拜登政府是要實行所謂“有區別”、“有管控”的戰略競爭。然而七個多月來的實際情況是，“布林肯三分法”在五類政策目標上的運用，實際上並沒有明確的標準和清晰的界限可循。在遏制中國競爭力發展這一核心目標的輻射下，其政策傾向的突出表現是對抗性競爭，本應積極推進合作的領域和議題基本上都被競爭戰略的陰影籠罩，或步履艱難，或者根本不在考慮之列。
鑒於以上分析，只要華盛頓決策圈對國際關係演變和中國和平崛起的主流觀點不發生轉變，而拜登政府因民主黨在國會的脆弱地位又始終受制於來自共和黨和明年及2024年兩場選舉的巨大壓力，其對華政策就很難走出目前的困境。由此也可以認為，當下中美關係的狀況將是未來幾年的常態。
（此文為作者在太和文明論壇上的講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