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5年11月2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一項名為“啟動創世紀計劃”（下稱“計劃”）的行政命令，試圖通過打造“美國科學與安全平台”，將數十年來積累的龐大科學數據集、國家實驗室的頂級算力、自動化實驗設施融為一體，聯動科技巨頭共同構建“AI+科學”的科研閉環，在核聚變、生物技術、關鍵材料、半導體等“本世紀最具挑戰性的問題”上取得突破。據稱，此“計劃”是“自阿波羅計劃以來聯邦科學資源最大規模的整合”，美國政府更將這場AI驅動的科學動員與二戰時期的“曼哈頓計劃”相提並論，折射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戰略決心。
作為二戰後的頭號科技強國，美國一直深諳把控技術優勢對國家實力與國際權力格局的重要性，但受此輪人工智能浪潮衝擊，美國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與競爭壓力。行政令雖未直接點名，但滿篇“倒排工期”的緊迫與“贏得競賽”的表述，無不指向來自中國的挑戰。近兩年，中國在高端芯片受限的情況下，憑藉DeepSeek、Qwen等開源模型的算法創新和應用生態，已成為全球人工智能生態系統中的重量級角色。美國意識到，單靠芯片禁運、科研“脫鉤”等防守型策略，單靠科技巨頭基於純商業邏輯的市場競爭，這些都還不夠，在贏得競賽的“關鍵拼圖”中還缺少至關重要的一塊，那就是“AI for Science”（科學AI）。正如白宮在文件中坦承，儘管美國科研經費持續增長，但科學進步的速度卻在放緩。因此，必須動用國家力量來彌補私營部門在長期、高風險基礎研究領域的不足，真正佔領未來科技競爭的制高點，構築確保美國領先的技術“護城河”。
“創世紀計劃”作為美國鞏固人工智能主導權的重要舉措，其整合資源、推動“AI+科學”融合的思路具有一定戰略價值，但將其對標“曼哈頓計劃”的敘事，卻忽略了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與二戰時期相比，當今的國際格局、競爭對象以及技術的特性已發生深刻變遷，這種復刻特定歷史條件下成功的理想必然面臨“南橘北枳”的現實困境。
“曼哈頓計劃”是在戰爭狀態下，針對納粹德國這一明確、單一的對手，美國聯合盟友在高度保密和封閉的環境中進行的“決戰型”工程。其競爭目標單一且具體，即搶先實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突破以改變戰爭走向。而“創世紀計劃”面對的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處在多極競爭、技術開源、創新網絡化的時代，技術、人才和資本的全球流動，讓任何國家都越來越難以實現絕對的技術壟斷。作為競爭對手的中國，更是一個擁有完整工業體系、強大科研能力和龐大市場的全面競爭者。競爭領域也非單一武器，而是覆蓋從基礎研究到產業應用、從硬件到軟件的整個人工智能技術棧。因此，即便這是一場“戰役”，它也會是一場面向未來的“持久戰”。
更何況，人工智能作為一種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技術形態，與“原子彈”更是有着本質的不同。“曼哈頓計劃”的成功，依賴於集中資源攻克一系列明確的物理和工程難題，是一種技術“單點突破”的成功。然而人工智能，尤其是作為“創世紀計劃”核心的“科學AI”，背後是一套高度複雜與動態演進的技術範式和方法論，其發展路徑依賴於數據、算法和算力的持續迭代，其價值體現在對社會各領域的賦能。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術還處在發展初期，具有高度的路徑開放性和不可預測性。中國在芯片受限下的算法突破證明，技術的進步並非只有“堆疊算力”這一條路，試圖通過建立一個國家級中心化平台來掌控人工智能科學發現的全部脈絡，很可能低估了創新本身的分散性和湧現性。
當然，即便拋開上述問題，從美國近兩年人工智能領域的政策試水與實踐推進看，一些切實的現實制約也已經擺在眼前。一是政策的持續性。特朗普曾大幅削減聯邦科研經費，這種“一邊削減、一邊豪賭”的做法帶來政策的矛盾性，再考慮到其有限的任期，這項需要長期、穩定與巨額投入的“長期工程”面臨著巨大的政策不確定性。二是能源與算力的悖論。該計劃意圖用AI解決能源問題，但其賴以運行的超大規模人工智能訓練和自動化實驗，本身就是吞噬電能的巨獸。在美國電網基礎設施老化、區域性電力短缺問題已現的背景下，這是一個短期內近乎無解的現實悖論。三是利益協調的難度。計劃要求整合跨部門、跨機構乃至吸納私營部門的資源，然而讓政府機構、國家實驗室、私立大學和科技巨頭們在這樣一個平台上無縫協作並共享核心數據與知識產權，利益的協調難度可想而知。
鑒此，“曼哈頓計劃”的成功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其“集中資源實現單一技術突破”的模式，難以適配人工智能時代的技術特徵與競爭格局。將“創世紀計劃”稱為AI版“曼哈頓計劃”，更像是一針凝聚共識的政治強心劑，卻可能模糊對真實挑戰的認知。“創世紀計劃”的未來走向，不僅取決於美國的資源投入，更取決於其能否擺脫歷史敘事的束縛，掌握適應人工智能的技術邏輯，建立適應時代發展的全球格局。這或許才是該“計劃”真正的考驗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