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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對華政策曾經歷過一場是“接觸”還是“遏制”的大辯論，最終“接觸政策”成為主流，並推動之後20多年中美關係快速發展。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實力相對下降，美國國內對有關對華接觸政策有效性的質疑不斷增強。特朗普總統執政後，隨着中美貿易戰以及高技術和地緣政治競爭的加劇，否定對華接觸政策的聲音在美國日益增加，遏制政策的呼聲明顯上升。
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寫道，“美國需要重新考慮過去20年的政策假設，即通過與競爭對手的接觸將其納入國際機制和全球貿易，從而使它們成為良性參與者和可信賴的合作夥伴。這個政策前提在很大程度上被證明是錯誤的”。這可能是目前為止美國官方對接觸政策最直接的否定表態。與此同時，美國政策界和學術界的很多人也認為，美國的接觸政策不僅沒有達到目的，相反壯大了中國，帶來了力量對比的根本變化，而中國也不再韜光養晦，美國被中國欺騙了，因此需要放棄原來的接觸政策並轉向採取遏制政策。
在中國的專家學者中，儘管對中美關係新動態的分析各不相同，但大多數討論大致可以歸結為一個核心問題，即研判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是否已經發生質變，或者說美國放棄對華接觸政策的國內共識是否已經形成。誠然，戰略研判美國對華政策意圖變化具有重大意義，然而過度聚焦美國的視角，實際上是“美國中心思維”的舊框架的集中體現。中美關係發展到今天，特別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需要與時俱進的創新思維，從原來主要關注美國會怎麼想怎麼做，轉到中國應該怎麼主動想怎麼主動做，通過積極主動的對美接觸政策來塑造美國的對華認知和政策。
中國主動對美國進行接觸政策的核心目標，是要消除國內和國際上兩種“接觸無用論”存在的土壤和環境。
從中國國內來說，中國是否可以通過接觸政策來改變美國的行為和認知，這個問題在過去似乎從來沒有被認真思考過，因為強大的美國不可能被中國改變，這已經成為思維定勢。現在儘管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但在有的專家看來，中美關係的本質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對抗是主要面，因而無論中國說什麼做什麼，美國都會懷疑和遏制，因此中國主動接觸美國無用，也沒有意義。只有等到中國實力真正強大到接近甚至超過美國，國際結構才會穩定，中美關係才會太平。這種“結構穩定論”固然有些道理，但問題在於，達到上述狀態的過程並不會很短，而且必然伴隨着各種風險和衝突，如果不有意識地積極管控中美關係，那麼設想的結構穩定也就不可能到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需要努力減少國內對美接觸無用論的市場。
從國際上來說，特別是美國國內有的人認為，對華接觸政策造成雙方交往的不平等，例如美國對中國信息開放與中國對美國信息開放嚴重不對稱。這種認知如進一步延伸，則會把雙方交往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歸結為中國體制的必然結果。如果上述邏輯在美國甚至西方蔓延，那麼遏制政策就將成為主流，中美對抗就不可避免。
對中國來說，關鍵不在於如何消滅“接觸政策無用論”本身，因為這種論調永遠會存在，而是如何減少產生這種論調的土壤。這需要中國更加主動地接觸美國各界，做說服工作，並主動與美國的盟國和夥伴國積極互動。另一方面，中國自身需要加快改革開放和調整提高。美國的對華認知和政策意圖並不是單方面建構的，而是在同中國和世界互動的進程中建構的，因而中國對美主動接觸政策絕不是對美國讓步軟弱的綏靖，而是符合中美關係穩定和發展的需要，符合中國自身國家長遠利益和國際社會整體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