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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對世界的破壞程度令人難以置信。然而，雖然破壞如此嚴重，但它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天賜良機。
現在，全世界都必須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它並不在於如何讓全球經濟恢復運轉，很幸運，我們是知道答案的，我們已經積累了管理經濟復蘇進程的有益經驗。我們必須回答的這個重要問題是：我們是否想讓世界回到新冠疫情發生前的樣子？還是我們想重新設計這個世界？這完全由我們來決定。
毋庸置疑，新冠疫情發生之前的世界對我們來說並不好。新冠病毒出現前，全世界都在為即將到來的可怕事情叫喊。其實，我們是在數日子，直到一場氣候災難讓整個地球不再適合人類生存。我們面臨著人工智能帶來的大規模失業的嚴重威脅。財富的集中正達到臨界點。我們彼此提醒，這十年是最後的機會，在此之後，我們所有努力的結果都將微不足道，不足以拯救我們的星球。
我們應該回到那個世界嗎？選擇權在我們自己。
冠狀病毒瞬間改變了世界的背景和格局，開啟了前所未有的大膽的可能性。我們突然面對一塊白板，我們可以朝任何想去的方向走。這是多麼令人難以置信的選擇自由啊！
在重新啟動全球經濟之前，我們必須就我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經濟形成共識。首先，我們必須同意，經濟是一種手段，它幫助我們達到自我設定的目標，而不應像是某種神力設計的死亡陷阱，用來懲罰我們。不要忘了，它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工具。我們必須繼續設計它，直到實現最大的集體幸福。
無論何時，一旦覺得它並沒有讓我們達成所願，我們立即就會知道所用的硬件或軟件出問題了。我們必須解決它，而不能找借口說，“對不起，我們實現不了目標，因為我們的軟件或硬件做不到”。那將是不能被接受的理屈辭窮的借口。如果我們想創造一個零排放世界，我們就要為之建構合適的軟硬件。如果我們想要一個沒有失業的世界，我們同樣要這麼做。如果我們想要一個財富不會集中的世界，我們也同樣要這麼做。關鍵是要建構正確的硬件和軟件。權力在我們自己手中。當人類下定決心要做某件事的時候，儘管去做好了。對人類來說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最令人振奮的消息是，此次新冠危機為我們提供了近乎無限的重來機會。我們可以另起爐灶，重新設計我們的硬件和軟件。
疫情後的重建必須基於社會和環境意識
簡單一致的全球決策對我們大有助益：它明確表明，我們不想回到過去，不想以復蘇的名義跳進同一口油鍋。
我們甚至不應稱之為“復蘇”計劃。為了明確我們的目標，我們可以稱之為“再造”計劃。為此，企業必須發揮關鍵作用。新冠疫情後重建規劃的起點，必須是牢牢將社會和環境意識置於所有決策的中心位置。除非政府確定社會能夠獲得最大的社會和環境效益，否則，政府必須保證不會向任何人提供哪怕一美元。所有與重建有關的行動都務須有助於在國家和國際一級建立起具有社會、經濟和環境意識的經濟。
現在正當其時
我們必須從由社會意識驅動計劃與行動的一攬子“重建”方案出發。在危機最嚴重的當下，我們就必須制定計劃。危機結束時，會有大量的舊式想法以及需要匆忙決定的舊式紓困方案出現。人們會提出有力的理由改掉新舉措，稱這些政策未經過檢驗。例如，在我們建議把奧運會設計成一個社會企業時，反對者就提出過同樣的觀點。現在，2024年巴黎奧運會正是朝這個方向設計的，這讓人越來越興奮。我們必須在匆忙行事之前做好準備。現在正當其時。
以社會企業為中心
在整個重建計劃中，我的建議是以社會企業為中心。社會企業是專門為解決大家的問題而創建的企業，除了收回原始投資，投資者不會獲得任何私人利潤。原始投資收回以後，所有後來的利潤都要再投入到企業中去。
政府將有許多機會去鼓勵、優先考慮並提供空間，讓社會企業來承擔重大的重建項目。與此同時，政府不應指望任何有需要的地方都有社會企業出現。在建立社會企業進展緩慢的地方，政府必須先推出傳統的福利計劃，幫助那些失去工作的人，並恢復基本服務，支持有需要的企業。
為了加快社會企業進入市場，政府可以在中央和地方設立社會企業風險投資基金，鼓勵私營部門、基金會、金融機構和投資基金為其提供融資。各國政府應鼓勵傳統公司創辦自己的社會企業，或與夥伴社會企業建立合資企業。
在重建計劃下，政府可以為社會企業收購公司提供融資，並與有需要的企業進行合作。央行可以允許社會企業像其他企業一樣，從金融機構獲得資金去投資股票市場。
重建過程中會出現大量機會，政府應當儘可能讓更多的社會企業參與進來。
誰為社會企業投資？
社會企業的投資者無處不在。我們看不到它們，是因為現有的經濟教科書不承認它們的存在。所以，我們並沒有被訓練去發現它們。直到最近，經濟學課程才把社會企業、社會企業家、社會影響力投資和非盈利組織等話題作為鄉村銀行和小額信貸獲得全球讚賞後引發的附帶問題來討論。
只要經濟學還是一門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學問，我們就不能完全靠它來制定基於社會和環境意識的重建計劃。我們整個戰略的目的應該是增加社會企業在整體經濟中所佔的比重。
當社會企業在經濟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而經營兩種企業的企業家人數都在快速增多的時候，社會企業的成功將非常明顯。這將標誌社會和環境意識驅動型經濟的開始。
一旦政府的政策開始認可社會企業的企業家和投資者，他們就會熱情地站出來扮演這一歷史性機遇所需要的重要社會角色。社會企業的企業家並不是小型行善團體的成員，準確地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全球生態系統，它包括了大型跨國公司、大型社會企業基金、有才幹的CEO、法人團體、基金會和信託公司，它們在籌集資金和經營全球及當地社會企業方面有多年的經驗。
當社會企業的概念和經驗開始獲得政府關注，許多創造利潤的能人會很樂意發揮他們未開發的才幹，成為成功的社會企業企業家，並在社會和經濟危機期間發揮極為寶貴的社會作用。
我們是天生企業家，不是求職者
重建方案必須打破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傳統分工。
人們理所當然地以為，公民的職責就是照顧家庭和納稅。而事實上，政府——更小範圍來說是非營利部門——有責任處理好所有集體問題，如解決氣候、就業、醫療保健、教育、供水等問題。重建計劃應該打破這堵隔離牆，鼓勵所有公民站出來，通過創辦社會企業來展示他們解決問題的才幹。他們的力量不在於有多大的主動性，而在於他們的數量。每一項小倡議乘以一個大數字，就會成為有重大意義的國家行動。
社會企業的企業家們能夠立即解決經濟崩潰導致的失業問題。社會企業的投資者們可以為失業者創造就業機會。他們還可以把失業者變成企業家，證明人類是天生企業家而不是求職者。社會企業還可以與政府合作，參與建設一個強大的衛生系統。
社會企業的投資者不一定非是個人。它們可以是機構，如投資基金、基金會、信託公司和社會企業管理公司。許多這類機構都熟悉如何與傳統的公司所有者進行友好合作。
雖然新冠疫情後的形勢令人既絕望又充滿緊迫感，但政府發出的正確呼聲可以喚起前所未有的行動熱潮。這將是對領導力的考驗——顯示世界如何在完全未知方式的激發下獲得重生，它將是男男女女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一起努力的結果。
無處躲避
如果疫情過後未能實施社會和環境意識驅動的規劃，我們將來面臨的災難將比新冠疫情造成的災難嚴重許多倍。我們可以呆在家裡躲避冠狀病毒，但如果日益惡化的全球性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們將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躲避憤怒的大自然和世界各國憤怒的民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