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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ic周一提交的IPO申報，也許為這家Claude開發企業尋求史上最大規模IPO鋪平了道路。雖然市場對人工智能投資已顯露緊張情緒，但據CNBC報道，投資者對這家成立五年公司的估值達到數萬億美元，躋身全球最有價值公司之列。
在400頁的證券註冊說明書中，Anthropic用了94頁篇幅列明“風險因素”。它承認，“一旦遭到濫用、復刻、武器化，或以高度自主方式運行，它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性或生存性風險”。
9月29日，特朗普總統召集美國頭部人工智能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宣布了一項自願性《前沿責任聯合承諾》。該協議呼籲前沿人工智能開發者建立強有力的內部控制、接受獨立外部審計，並設立董事會層級的委員會來審核安全評估。但由於不具備法律強制力，這份文件既不是“道德約束”，也不是人工智能安全“憲章”。
被要求監管人工智能的科技巨頭們承認，自主性持續提升的系統，有可能以開發者未曾預料的方式行事。然而，他們卻在美國軍工複合體內部推廣這些不可預測的產品。最終結果，就是人類生存性風險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劇。
將美國技術優勢武器化
特朗普反覆將人工智能定性為美中之間的競爭，認為必有“贏家和輸家”。他拒絕與北京合作，因為他認為美國已經領先。
但本屆政府不僅僅是推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它是在構建一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工業複合體。
今年1月，戰爭部長皮特·赫格塞思發佈五角大樓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工智能備忘錄，其中列出的一項規劃是加速推進，而非放緩節奏。“以速度制勝，”赫格塞思寫道。
據CNN報道，今年春季，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一名分析師使用了一個大型語言模型，該模型幾乎誤導美國挑起對華戰爭。
然而，2026年6月的國家安全備忘錄，仍指示美國國家安全機構採用最先進的人工智能系統，快速整合商用與開源模型，搭建高安全等級算力基礎設施，並建立人工智能專業人才戰略儲備庫，目標是確立對對手的“決定性且持久的人工智能優勢”。
這催生了一種奇特的混合體：市場自由、龐大的公共基礎設施、軍事整合和地緣保護主義，但沒有具備法律強制力的安全監管。
人工智能生態的跨國性
從經濟邏輯來看，前沿人工智能具有極強的先發優勢。因此，華盛頓不願出台可能減緩美國公司發展的規則。與此同時，中國仍在繼續發展其自身生態系統，即使這可能加速災難性風險的到來
問題在於，人工智能本就是跨國性的。美國公司依賴全球供應鏈，高端芯片涉及台灣、韓國、日本和歐洲；模型在全球流通；開源權重瞬間就能越境傳播；研究人員在國際間流動；網絡漏洞天然沒有國界；人工智能系統越來越多地接入其他國家的基礎設施。
國際社會不可能接受一個完全由美國控制的人工智能秩序。
中國一方面追求快速落地人工智能應用，一方面推行國家主導色彩更強的安全制度，包括強制性安全評估，以及針對自主智能體的新標準。其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行動計劃》明確倡導國際合作、安全可控和包容性參與。
歐洲正朝着不同方向前進。《歐盟人工智能法案》對通用模型設置合規義務，對被認為構成系統性風險的模型施加更嚴苛的要求。
試圖讓美國充當唯一守門人的話，有可能將原本充滿競爭的技術體系，轉變為分裂的地緣政治體系。相反，我們所需要的是國際多邊合作。
原子能經驗對人工智能監管的啟示
曼哈頓計劃成功後，軍方和民用科研團隊圍繞誰有權控制新解鎖的原子能爆發了激烈辯論。主管曼哈頓計劃的萊斯利·格羅夫斯將軍主張軍方保留控制權，而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負責人羅伯特·奧本海默及一批科學家則強烈呼籲交由民用治理。
格羅夫斯的首要考量是國家安全。他和戰爭部將原子能視為頂級戰爭武器，認為嚴守軍事秘密、掌握武器庫存，對威懾敵國至關重要，尤其是在冷戰初現時期。
奧本海默則堅持民用主導。作為科學家，奧本海默和同行知道原子能有巨大的兩用潛力，不只是炸彈，它還能極大助力醫學研究、發電以及和平的科研事業。軍方控制會扼殺開放的科學探索。此外，他們希望防止美國變成一個永久軍事化國家。
最後，科學家們支持國際合作。由軍方運作的機構會向全世界釋放進攻信號，從根本上阻礙國際軍備控制條約的達成。
原子能監管與人工智能監管對比
原子能領域的辯論，與人工智能監管有驚人的結構共性，儘管如今的局面有其獨特的複雜性。
與核能一樣，人工智能是軍民兩用技術，既能驅動自主武器，也能推動醫學突破、民用軟件迭代和經濟增長。將人工智能完全置於國家安全框架內，有可能扼殺開放創新和商業發展。但與上世紀40年代不同的是，擁有這項技術的不是國家，而是私營企業。
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和國防部長赫格塞思極力主張從軍方/國家安全視角出發，一切治理安排都服務於加速推進的國家安全目標。設立四星上將統管的自主作戰司令部（AUTOWARCOM），就是這種思路的體現。其邏輯圍繞三項原則展開。
第一，與中國進行“戰時速度”競賽：該政府認為，傳統的、由文官主導的官僚監管機構行動遲緩，厭惡風險但適得其反。在他們看來，美國正與外國對手（主要是中國）陷入一場關乎存亡的技術軍備競賽。
第二，敵視私營企業設置的“護欄”：當Anthropic等人工智能企業拒絕移除安全護欄（這些護欄會阻止Claude等模型接入全自動攻擊性無人機或監控工具），赫格塞思便將它們列為“供應鏈風險”並列入黑名單。白宮將民用層面的倫理約束視為妨礙國家安全的短板。
最後，繞開國內監管議程：通過將人工智能定性為關乎國家安危和可以武器化的資產，政府將重心從聯邦民用機構（如聯邦貿易委員會或司法部）轉移到軍方和情報部門，例如新成立的技術支持辦公室（TSO）。藉此，五角大樓保留了對算力架構不受限制、不受阻礙的使用權。
2026不是1946
廣島和長崎事件後，文官領導層贏得原子能控制權。在文官的嚴格管轄下，1946年《原子能法》（麥克馬洪法案）設立美國原子能委員會（AEC），讓五角大樓最初的計劃受到沉重打擊。
民用取勝有三個原因。奧本海默和新成立的原子科學家聯合會開展了周密協同的公關和國會遊說，將原子能框定為人類發展的轉折點，而不僅是軍事資產。其次，國會對軍方壟斷權力持懷疑態度。最後，哈里·杜魯門總統也支持民用管控。
遺憾的是，人工智能監管難有當年的有利條件。如今，頂尖人工智能科學家大多供職於企業，而非公共領域。其次，數十年不間斷的戰爭已深刻改變了國會山，具有軍事、情報和安全背景的國會議員比例不斷增加，為當選並保住席位，多數人依賴軍工複合體及相關行業的政治獻金。
更棘手的是，在日益多極化的世界裡，特朗普政府仍存美國保持單極主導地位的舊幻想，拒絕接受民用主導的理念。
於是，以國家安全之名，災難性風險的舞台搭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