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6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全球金融穩定報告》，在肯定經濟增長與企業盈利支撐市場韌性的同時，提示當前全球面臨人工智能相關資產調整、主權債券收益率上升和網絡安全威脅三類潛在衝擊。
這三類風險分別涉及資產估值、融資成本和資金流轉，觸及現代金融體系的關鍵環節。人工智能相關資產一旦大幅調整，不僅會削弱市場對科技投資回報的預期，還可能通過財富效應和資產價值縮水引發融資收縮；主權債券收益率上升則會進一步抬高企業融資成本，壓低人工智能項目及其他長期資產的估值；網絡攻擊造成的交易或支付系統中斷，又可能使本已承壓的市場更難調度資金。一旦三類風險相互疊加，資產價格下跌、融資條件收緊與市場流動性不足便可能形成連鎖反應，並從金融領域傳導至投資、就業和貿易，其代價將遠超單純的一輪資產價格調整。
更值得警惕的是，全球金融市場高度相互依存，重大金融衝擊通常不會止步於單一市場，其影響會沿着資本流動、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和國際貿易網絡向外擴散。美國可能面臨科技投資放緩、融資成本上升與居民財富縮水的多重壓力；中國的外部需求、跨境融資與國際經貿活動也可能受到波及；其他經濟體，尤其是依賴外部資金的國家，將面臨更加嚴峻的融資環境。這樣的結果既有損中美雙方利益，也會削弱全球經濟增長的基礎。正因維護全球金融穩定是中美兩國重要的共同利益所在，雙方有必要加強金融風險預警、市場穩定和金融基礎設施安全等領域的溝通與合作，共同防止局部衝擊演變為代價高昂的系統性風險。
人工智能融資可能放大產業波動
人工智能的長期發展前景需要穩健的融資結構支撐。算力建設和模型研發的支出發生在前，應用收入隨後逐步形成。當越來越多的前期投入依賴未來收益預期時，經營表現的變化就更容易影響後續融資安排。
美國市場的關聯融資尤其值得關注。IMF梳理的2023年以來14筆公開交易，涉及約3000億美元股權投資、6500億美元債務融資和1.4萬億美元未來收入承諾。大型科技企業為人工智能公司提供資金，後者再用來購買前者的算力、雲服務或芯片，投資者、債權人與供應商的角色相互交織。
如此一來，看似分散在不同公司、不同融資工具中的風險，最終可能依賴的是同一批項目產生的現金流。如果應用端收入低於預期，出資方可能同時承受投資減值和銷售放緩的壓力，提供貸款的機構也會趨于謹慎，而融資收緊又會反過來影響項目建設和採購，使收入預期進一步下調。產業調整由此可能沿着融資鏈條被層層放大。這一影響將不僅限於美國科技行業自身，全球投資者的資產配置、芯片和設備訂單，以及相關基礎設施建設，都可能受到影響。
國債市場波動的外溢性影響廣泛
美國國債既服務於財政融資，也是全球資產定價和抵押融資的重要基礎。當國債供給增加、收益率上升時，市場能否平穩吸收變化，取決於投資者的資金來源與交易商的承接能力。
部分對沖基金借入短期資金購買國債現貨，同時賣出相關期貨以賺取價差。這類基差交易雖能改善市場流動性，但高度依賴短期融資的接續。美聯儲研究指出，一旦現貨與期貨價差異常擴大、保證金上調或回購融資受阻，都可能導致基金迅速減倉。如果大量機構同時賣出，而交易商難以及時承接，價格調整就可能演變為流動性緊張。
安全資產要發揮穩定作用，需要可靠的信用和順暢的交易共同支撐。2020年3月的美債市場動蕩，就曾暴露出集中變現需求與交易承接能力之間的矛盾。美債價格下跌會削弱相關抵押品的融資能力，收益率上升則會抬高其他資產的回報門檻。為補足現金，跨國投資機構可能出售其他市場的資產，使壓力向外擴散。風險因此既可以跨越國界，也可以從債市傳導至股市與信貸市場。
對美國而言，美債交易穩定直接關係到財政融資和金融體系運行。對中國及其他經濟體而言，則關係到國際資產配置、美元融資和外部金融環境。中國本幣債券市場以國內銀行等機構投資者為主要持有主體，較為穩定的本幣資金來源構成了抵禦外部金融波動的重要支撐。兩國市場結構雖有差異，但在減少這一外溢衝擊上具有明確的共同利益。
網絡安全事件可能擾亂金融服務並放大流動性壓力
金融數字化在提升服務效率的同時，也使金融體系對網絡、軟件和雲服務等關鍵技術設施的依賴不斷加深。隨着金融機構、支付系統和第三方技術服務商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網絡攻擊的影響可能超出單一機構邊界，沿着共同使用的技術平台和服務鏈條擴散。特別是當多家機構依賴同一雲服務商或核心軟件時，針對單一技術節點的網絡攻擊可能產生跨機構影響。
IMF已將日益複雜的網絡安全威脅列為可能引發金融市場動蕩的重要風險。報告及其配套解讀指出，針對大型金融機構、支付系統、雲服務商或軟件平台的重大網絡安全事件，可能擾亂支付、交易、存款支取及其他關鍵金融服務，並通過高度關聯的金融體系快速向外傳導。其特殊性在於，金融機構即便擁有充足資產，也可能因支付結算、交易處理或客戶賬戶訪問受阻而面臨短期資金調度困難。網絡攻擊造成的金融服務中斷，往往先於直接資產損失出現。
從風險傳導機制看，如果市場參與者無法及時判斷網絡事件的影響範圍和服務恢復時間，便可能增加現金留存、推遲支付或減少交易。這些單獨看來合理的風險規避行為一旦疊加，就可能加劇整個市場的流動性壓力。即便中央銀行及時提供流動性支持，資金能否順暢到達金融機構和市場主體，仍取決於支付清算渠道能否正常運行。因此，維護金融穩定，既要關注金融機構的資本和流動性狀況，也要重視網絡安全、第三方服務商管理、業務連續性和應急處置能力。
中美均擁有規模龐大的數字金融市場，跨境支付結算又與企業經營、貿易投資和居民生活密切相關。中國持續完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及相關風險防控、運行保障和應急處置機制，為跨境人民幣支付的穩定運行提供了重要支撐。面對網絡風險跨境傳導的特點，中美可以圍繞網絡安全事件通報、關鍵技術服務商風險管理、業務連續性測試和應急處置加強專業溝通，在提升各自金融基礎設施韌性的同時，降低網絡安全事件對跨境金融活動的外溢性影響。
合作應着眼於減少風險相互放大
上述三類風險揭示了一個共同問題：機構各自審慎，並不必然帶來市場整體穩定。在同一衝擊下，各方同時減倉、收緊融資和留存現金，反而可能使彼此的處境惡化。作為世界兩大主要經濟體，以及在人工智能領域具有領先優勢的兩個大國，中美金融合作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有助於提前識別這些相互影響的環節，減少因信息不足與應對失序造成的經濟金融衝擊。
首先，應圍繞人工智能融資建立更有針對性的專業交流。重點是識別股權、債務與長期採購合同背後的共同收入來源，交流項目現金流壓力測試方法。這樣才能看清風險最終由誰承擔，避免融資形式多樣化掩蓋實際風險的集中。
其次，應加強債券市場運行與政策外溢溝通。兩國財政、央行和監管部門可交流國債供給、抵押融資及非銀行機構槓桿監測經驗，評估市場承壓時集中減倉的影響。中美合作的價值，在於使各方更早掌握壓力來源，為市場調整留出時間。
再次，應將數字金融應急合作落實到聯絡窗口、事件通報和業務恢復預案。雙方可在依法保護數據的基礎上，圍繞支付中斷、關鍵服務商故障開展聯合演練。預先建立通暢的處置聯繫，防止技術問題因信息不明而擴大為市場信心問題。
此外，應對跨境風險還需要多邊治理配合。隨着亞太經合組織（APEC）和二十國集團（G20）相關會議即將召開，各方將圍繞防範金融風險、維護市場穩定進一步加強合作，這為中美以及中國與全球各方協調政策立場、深化政策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合作平台。依託這些多邊平台，雙方可將雙邊溝通與多邊協調更好結合起來。目前，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已就非銀行金融槓桿提出政策建議，中美可共同推動提高相關信息的可比性，完善對共同持倉和關聯融資的監測，使一國掌握的局部信息更好地服務於對全球風險的判斷。
中美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位置不同，承受衝擊的方式也不相同，但雙方發展都需要穩定的國際金融條件。共同防範人工智能融資、國債市場和數字基礎設施的安全風險，既能夠保護各自的發展成果，也能減少世界經濟的脆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