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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秩序和地緣政治的世紀變局下，大國展開全方位博弈已成為鮮明的時代特徵。伴隨大國圍繞關鍵礦產的經略與爭奪，全球範圍內興起新一輪資源民族主義，從非洲到拉美再到中亞和東南亞，諸多資源富集國抱團聯動，“集群式”出台礦產資源出口管制政策，力圖在全球礦產供應鏈和價值鏈重構中提升資源附加值，推動從原礦單一出口向全鏈條價值最大化的結構性轉變。
由於人工智能、能源轉型和算力產業等高新科技的快速發展，大國對於關鍵礦產的需求直線飆升。據相關機構估算，未來十年，全球市場尤其是大國對銅、鋰等關鍵資源的需求將提升400%到600%。這種礦產供應鏈和價值鏈的變化直接推升全球關鍵礦產出口管制潮。在非洲，12個國家接連出台礦產管制新規。其中，津巴布韋簽署法令禁止鎢和銻所有形式的出口，並宣布2027年起停止出口鋰精礦；莫桑比克出台礦業新政，全面禁止稀土、鋰、鉭、鈮等原礦出口；作為全球最大鈷生產國和第二大銅生產國，剛果（金）嚴令禁止出口鈷精礦和銅精礦。在中亞，哈薩克斯坦出台政策，決定不再出口銅原礦，並警告未在本地冶煉和深加工的外資企業面臨出局風險。在拉美，秘魯政府強制外資在本地深加工礦產資源；巴西宣布，重要資源勘探必須獲得政府授權，且全程處於政府監管之下，任何企業不得擅自出售礦產。在東南亞，印度尼西亞從2020年起就全面禁止鎳原礦出口，規定必須在本地加工，2026年6月起又收緊棕櫚油、煤炭、鐵合金這三類戰略資源的出口；越南也制定礦產出口新政，加強對鎢、鋰、稀土等17種關鍵礦產的戰略管控。
與早期資源民族主義相比，本輪資源出口管制潮的動因和目標有所不同。一些資源富集國不再過多強調“國家獨立”和“去殖民化”，而是在“資源主權”的名義下，利用大國對高科技產業相關關鍵礦產的關注和爭奪，將本國礦產資源納入“地緣政治工具箱”，坐地起價，提出諸如“就地建廠、本地提煉、本土就業、技術轉讓、能力建設、社區貢獻、環境保護”等一系列條件，從而追求礦產資源利益最大化。因而，本輪資源民族主義除了繼續採用國有化、“半國有化”、部分國有化、合同重新談判等慣用方式外，還呈現“手段多、力度大、領域廣、實施快”等新特徵。
其一，縮減開採和出口配額，設置數量上限。印尼大幅削減鎳礦開採配額，從2025年的3.79億噸降到2026年的2.5億—2.7億噸。為控制鈷礦價格下跌，剛果（金）對2026年和2027年鈷礦出口設置9.66萬噸的上限。
其二，限制出口渠道，實行礦產數字化和網絡化管理。印尼礦業新規決定，鈦合金等戰略資源的出口，必須通過政府指定的國有企業“印尼達南塔拉資源公司”統一進行。剛果（金）投資1.8億美元，建立全國地質資源數據庫，以此進行全國礦產的動態管理。
其三，壓縮礦權期限，稀釋外資股權，提高本國資本礦權持股比例。加納通過礦業新法收緊礦權，將外資採礦租約上限從30年縮短至20年。馬里將本國礦產資源開發的持股比例從20%上升至35%。
其四，加大稅費徵收力度、強制“出口外匯留存”。剛果（金）針對鍺、錸、硒、碲、鈧等礦產開徵新稅，計稅估值係數為55%。加納將金礦開採和可持續性稅從企業利潤的1%提高至3%。玻利維亞新規要求，黃金出口商必須將至少80%的收入存入該國金融機構，其目的是通過“外匯留存”監督資源出口。
其五，抱團取暖，集體協調行動。針對全球大國圍繞鋰、稀土等重要戰略資源的爭奪，智利、阿根廷、秘魯和玻利維亞四國決定採取整體協調行動，成立關鍵礦產聯盟。在非盟牽頭下，非洲各國資源部長聯動制定關鍵礦產產業規則，協同推動非洲資源本土化政策。
其六，力爭聯合國支持，獲取礦產出口轉型的國際道義。經過努力，非洲的贊比亞、幾內亞、津巴布韋、馬達加斯加、尼日利亞和亞洲的印度尼西亞六國被聯合國列入首選支持對象，通過建立礦產資源轉型與支援機制，提升支援對象國的本土資源深加工能力。
面對全球範圍內新一輪礦產資源的“鎖礦潮”，大國並未作壁上觀，而是採取各具特色的應對措施，確保其關鍵礦產供應鏈的安全和穩定。美國通過脅迫、拉攏、結盟等多種方式在全球進行關鍵礦產戰略布局。在拉美，美國督促新近上台的右翼政府摒棄左翼前政府“不追求關鍵礦產排他性安排”的政策，拉攏拉美多國加入美國主控的“關鍵礦產供應鏈聯盟”。在非洲，美國高官頻繁接觸和訪問非洲資源富集國，與尼日利亞等國簽署關鍵礦產合作備忘錄。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擬提供5億美元融資，建設非洲關鍵礦產鐵路項目“洛比托走廊”。在中亞，國務卿魯比奧率領龐大商業代表團訪問烏茲別克斯坦，意在與中亞五國開展稀土、鎢、鈾、銅等關鍵礦產的“歷史性合作”。在東南亞，美國與馬來西亞簽署關鍵礦產合作協議，多家美企擬擴大在該國的稀土資源開採與加工。在南亞，美國強勢介入巴基斯坦礦產開發項目。歐盟不甘落後，利用地緣優勢和歷史聯繫，重點與非洲國家開展關鍵礦產合作，歐洲投資銀行與剛果（金）等國洽談，通過公私合營方式推進關鍵礦產合作。在越南，歐盟與美國展開關鍵礦產爭奪，與越南簽訂承購與加工合同。
在全球資源民族主義新潮下，中國正開展全國範圍內的礦產資源大勘探，用新技術尋找新礦源，以此降低關鍵礦產對外依存度。與此同時，中國與礦產資源富集國開展全新合作，與所在國企業深度合作，形成“開採、冶煉、運營、管理、服務”合作新模式，重點藉助技術轉讓、項目培訓等能力建設，建立關鍵礦產合作夥伴關係，助力合作夥伴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發展動能。
概言之，高新科技與新興產業的發展導致對關鍵礦業的需求飆升，促進資源富集國的新一輪覺醒。大國爭奪關鍵礦產推升資源民族主義進入新周期，資源“工具化”和“政治化”態勢凸顯。在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和價值鏈重構進程中，資源富集國順勢而為，借力大國博弈，用本國資源優勢換取大國技術，以此建立本土產業鏈，推動實現本國工業化的戰略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