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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一個日益清晰的中美歐關係基本格局正在形成：三方相互依賴並未因競爭加劇而消失，而競爭也越來越深地嵌入彼此共存關係。貿易、投資、資本、技術和供應鏈聯繫仍是支撐世界經濟運行的重要基礎，但關稅壁壘、產業補貼、投資審查、出口管制和經濟安全規則的持續擴張正改變三方聯繫的條件、成本和邊界。筆者此前提出，中美歐是世界經濟運行的三大基軸。近期筆者在歐洲的實地調研和國際形勢變化進一步表明，中美歐的基軸作用並未被改變，但運行邏輯已由合作主導逐步轉向競爭性共存。
所謂“競爭性共存”是指中美歐既沒有能力、也缺乏足夠意願徹底割斷彼此聯繫，但又都通過關稅、補貼、投資審查、出口管制、技術標準和金融規則，降低面對其他兩方的脆弱性，並爭奪未來全球經濟規則和產業體系的主導權。共存構成三方關係的現實底座，競爭則決定着這種共存的成本、邊界和運行方式。
中美歐關係競爭屬性明顯上升
當前，中美歐之間仍存在難以替代的結構性聯繫。美國擁有全球頗具深度的資本市場、領先的基礎創新能力和美元金融體系；歐洲在高端製造、綠色金融、監管標準和全球治理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中國擁有完整的製造體系、超大規模市場以及將技術快速產業化、工程化的應用能力。三方分別掌握金融與創新、規則與高端製造、產業規模與市場轉化等關鍵資源，共同決定全球經濟金融的基本運行狀態。任何兩方發生結構性斷裂，影響都不會局限於雙邊貿易，而會沿着金融定價、技術標準、能源、投資和供應鏈向全球擴散。然而，中美歐三方關係中的競爭因素正全面上升，並逐漸成為決定三方互動方式和共存形態的主導力量。
中美之間已形成“談判機制化與戰略競爭長期化”並存的格局。美國一方面建立中美貿易理事會、投資理事會等政府間機制，討論部分非敏感產品的關稅調整和貿易平衡，另一方面繼續保留關稅、出口管制和經濟安全工具，明確將貿易便利與國家安全分開處理。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意味着雙方經貿關係不會輕易回到過去以市場開放和效率優先為主導的合作模式，更可能形成敏感領域加強隔離、非敏感領域維持交易的分層穩定結構。
中歐之間同樣呈現對話與防風險同步推進的特徵。2026年6月，中歐正式建立貿易投資磋商機制，下設貿易和投資平衡、出口管制、知識產權和世貿組織改革四個工作板塊，並決定於秋季再次舉行部長級會議。但與此同時，歐盟通過新版外資審查規則，規定各成員國未來最低審查範圍須覆蓋關鍵技術、關鍵原材料、金融服務、能源和交通等敏感領域。7月，歐盟又對中國乘用車和輕型貨車輪胎徵收4.3%至45.3%的反傾銷稅，升級進口監測機制，並對中國聚酰胺紗線徵收60%至67.6%的反傾銷稅。由此，中歐關係呈現出鮮明的雙重性：歐洲仍離不開中國市場和產業鏈供給，卻越來越強調投資必須服務於歐洲本地就業、技術進步和產業競爭力；中國企業仍希望進入歐洲市場，但必須承擔更高的本地化與合規成本，以及更高的政治風險。歐洲的“去風險”沒有造成中歐經貿關係物理切斷，但正在改變企業進入歐洲市場的組織方式和收益分配結構。
美歐之間也不是穩定一致的合作共同體，雙方在安全和對華政策上仍有較強協調，但在數字監管、航空產業支持、產業政策和市場准入方面的矛盾顯而易見。2026年7月，美國貿易代表公開批評歐盟對美國科技企業的監管和處罰損害跨大西洋貿易穩定。美國還依據“強迫勞動”議題，對包括歐盟在內的60個經濟體採取301關稅行動。這說明，即使在安全同盟內部，經濟安全和產業競爭也在衝擊傳統合作邏輯，美歐關係正在形成安全協調與經貿摩擦並存的新常態。
因此，中美歐當前的真實關係是三方無法相互替代，雖然存在矛盾，但仍保持交往。同時各方保留了必要的溝通渠道，並試圖為防止衝突失控設置防火牆。
中美歐大三角運行方式正在改變
首先，競爭性共存使中美歐大三角由相對穩定的互動框架轉變為“三邊嵌套、分領域組合”的複雜結構。過去，中美歐大三角往往被理解為美國、中國和歐洲三方之間的戰略平衡。現在，三方主觀上圍繞具體議題展開不同組合的對話與合作，客觀上則形成一定的相互制衡和風險約束，不過尚未達到整體性戰略穩定狀態。
在安全和高技術領域，美歐尋求加強對華協調；在數字監管、產業補貼和市場利益問題上，美歐又相互競爭。在維護世貿組織、應對氣候變化和推動綠色金融方面，中歐存在合作空間；在新能源汽車、關鍵原材料和產業補貼問題上，中歐競爭上升。受限於政治上的成員國結構，歐洲難以成為中美之間自由擺動的獨立一極，而更像一個雖有自身利益、但受到安全依賴和內部協調能力約束的“條件性變量”。
其次，競爭性共存將推動全球化進一步分層。中美歐難以做到完全的各自關門運行，但正通過出口管制清單、投資審查、數據邊界、原產地規則和供應鏈追溯制度，在全球市場劃分出不同的安全層級。核心技術、軍事相關產品和關鍵基礎設施的隔離程度將繼續提高，一般製造業、消費品和部分服務貿易仍會保持較強聯繫，而綠色產品則更可能是高貿易強度與高摩擦並存。跨國企業則通過“在華為華”“在歐為歐”“在美為美”和供應鏈區域化，來降低政治風險。
這種分層不會終結全球化，但會迫使企業重複建設供應鏈，增加庫存和合規投入，並在不同技術、數據和碳排放標準之間轉換。筆者此次訪歐了解到的企業本地化和供應鏈重構，正是市場主體適應競爭性共存的具體表現。
再次，三方競爭的重點將從商品貿易轉向制度性權力。未來中美歐爭奪的重點，既包括市場份額，也包括誰來定義綠色產品、可信數據、人工智能安全、關鍵供應鏈和公平補貼。歐盟2026年7月向世貿組織提交三份文件，圍繞補貼、產業政策和規則約束提出進一步改革主張，反映出經濟安全關切正通過規則重塑進入多邊議程。
這將使中美歐大三角競爭更具長期性。關稅可以通過談判調整，而制度、標準和產業生態一旦形成，改變起來將十分困難。未來三方關係的穩定程度，將取決於能否為這些制度性競爭設置有效的邊界，避免正常產業政策和安全管理被無限擴大。
還需要指出的是，競爭性共存進一步印證了中美歐基軸的客觀存在。三方不斷增加防火牆，恰恰說明彼此聯繫深、結構性斷裂成本高。若三方可以輕易分開，就無須投入如此多的政策資源進行“去風險”、審查和供應鏈調整。競爭並未消解中美歐基軸，而是把這一基軸由合作驅動轉變為依賴與防範共同驅動。
中美歐關係將走向摩擦與有限合作並存
未來一段時期，中美歐關係大概率不會回到全面合作，但也不會滑向徹底分裂，更可能形成“摩擦增多、有限脫鉤、努力再掛鉤”的長期格局。
第一，競爭將進一步機制化。中美之間會繼續通過貿易談判和執行機制管理商品採購、關稅與市場准入，同時把芯片、人工智能和關鍵技術保留在安全軌道。中歐已經建立貿易投資磋商機制，這意味着雙方開始嘗試將貿易平衡、出口管制和知識產權分歧納入常態化管理。歐洲議會外事委員會代表團2026年7月訪華，表明在經濟摩擦和地緣分歧上升的背景下，歐洲仍希望保留政治和政策溝通渠道。
第二，合作將從綜合性合作轉向模塊化合作。雖然三方很難就整體經濟秩序達成全面共識，但在氣候變化、人工智能治理、金融穩定、公共衛生和世貿組織改革等具體領域可以形成有限合作。在綠色金融、轉型金融、循環經濟、第三方市場和工業數據合規等領域，中歐合作有巨大潛能。《共同分類目錄》（CGT）、綠色債券和第三方綠色基礎設施項目，可將中國的產業與工程能力同歐洲的資金、標準和運營經驗結合起來。
第三，歐洲將繼續尋求有限戰略自主。歐洲對美安全依賴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但美國的關稅政策、數字爭端和產業資本迴流，會推動歐洲在貿易、監管和產業領域爭取更多自主空間。歐洲不會簡單轉向中國，也不會完全接受美國的經濟戰略，其對華政策將長期表現為加強防範、保持接觸和爭取利益並行。
對中國而言，穩定中美歐大三角，重點不在於推動歐洲在中美之間“選邊”，而在於擴大歐洲同中國合作的實際收益。應推動企業由單純出口轉向本地化生產、聯合研發、當地融資和供應鏈合作，並通過提高政策透明度和規則可預期性，回應歐洲對出口管制、數據流動和產業補貼的關切，同時圍繞綠色金融、循環經濟和第三方市場形成一批可核驗、可持續的合作項目。
筆者堅信，中美歐三大基軸仍然存在，但維繫這一基軸的動力，正在從共同增長和開放合作，轉變為相互制約與對系統性風險的共同忌憚。競爭性共存不是中美歐關係的過渡狀態，很可能是未來較長時期的基本形態。它比全面合作更加脆弱，卻比全面對抗更有韌性。長期來看，決定世界經濟能否保持穩定的關鍵，不是三方能否消除競爭，而是能否承認相互依賴，並為安全邊界、產業競爭和規則博弈建立必要的約束和去風險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