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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歐關係正處在一個深度調整期。在2025年第二十五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中，雙方圍繞中歐關係未來發展，釋放出堅持相互尊重、開放合作、妥處分歧、維護多邊主義的明確信號。中方多次強調，中歐關係定位是夥伴而不是對手，合作是主基調和壓艙石。但同時，電動汽車、關鍵礦產、政府補貼、市場准入和產業競爭等問題仍衝擊中歐經貿關係的穩定性。
評判當下的中歐經貿關係，關鍵不在於簡單斷言“好”還是“不好”，而在於看清其結構之變。目前合作的基本盤仍在，雙方長期以來一直互為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據中方統計，2025年雙方貨物貿易總額達8281億美元，同比增長5.4%，相互投資存量超過2800億美元。但也要看到，雙方的合作條件、競爭方式與風險邊界都已發生實質改變。中歐經貿關係已從傳統互補轉向“競爭性互補”，而這其中的關鍵不是要否認競爭，而是要防止競爭被政治化、安全化和陣營化。
正因如此，對當前被反覆提及的所謂“中歐經貿失衡”，更需要冷靜、全面進行剖析，而不能簡單歸咎於中國。近年來，歐方圍繞對華貿易逆差、綠色產品進口和產業競爭壓力不斷在政策上施壓，並傾向於把結構性問題解釋為中國“產能過剩”或“補貼扭曲”的結果。這種判斷過於單向，也有違事實。正如中方領導人所指出的，當前歐洲面臨的挑戰並非來自中國。所謂失衡，從來不是單一國家、單一政策或單一產業的產物，而是企業自主選擇、歐洲經濟結構受衝擊、俄烏衝突外溢、美國政策牽引以及歐洲戰略自主不足等多重因素交織形成的階段性現象。
其一，當前的中歐貿易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是企業基於成本、效率、市場和供應鏈安全作出的自主選擇，而尊重企業、為企業營造公平自由的營商環境，恰恰是歐洲長期標榜的原則。中國企業向歐洲出口新能源汽車、光伏、電池、機械設備和消費品，並非行政命令下的單向輸出，而是建立在歐洲市場真實需求、企業比較優勢和全球分工基礎上的正常商業行為。歐洲消費者和企業之所以選擇中國產品，根本原因在於這些產品在價格、質量、交付能力和配套服務上有競爭力。這種強大的綜合競爭力絕非來自於所謂的“補貼”，而是中國企業在超大規模市場的激烈競爭中歷練的結果，得益於中國完整高效的產業鏈配套能力以及企業長期的技術迭代。
與此同時，中國持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既歡迎歐洲企業深耕中國市場，也歡迎歐洲擴大對華出口。多年來，大量歐洲汽車、化工、醫藥、高端裝備、奢侈品和農食企業從中國超大規模市場中獲益匪淺。衡量中歐經貿關係，不能只盯歐洲短期內的貨物貿易逆差，還要看歐洲企業在華投資收益、服務貿易收入、品牌溢價和價值鏈分工所得。而且，在全球產供鏈深度融合背景下，在華歐資企業相當部分產品返銷歐洲，加之中歐雙方統計口徑存在差異，單純以一國海關數據界定“失衡”並不全面。把由市場選擇形成的貿易結構簡單政治化，只會模糊真正的問題所在。
其二，歐洲經濟承壓，與俄烏衝突長期化以及歐洲自身的政策選擇密切相關，內部的結構性困難不能簡單地歸咎遙遠的第三方。俄烏衝突爆發以來，歐洲能源、產業、財政和企業競爭力受到持續衝擊，廉價穩定的能源供應格局被打破，德國等製造業國家的化工、鋼鐵、汽車和裝備生產成本明顯上升，財政資源更多投向安全與防務，長期投資和產業更新能力受到擠壓。在高能源價格、高利率環境與高監管成本疊加下，歐洲企業經營壓力日益加重。
更深層看，地緣危機延宕正在重塑歐洲經濟運行條件。因對俄制裁成本分擔不一，歐洲內部政策協調難度上升。貿易保護和產業補貼競爭加劇了單一市場的內部分化，安全風險長期化更削弱了本土資本對歐洲製造業前景的信心，部分核心產業和投資被迫向外轉移，固定資產投資面臨持續“失血”。同時，歐洲對外經貿政策則在“泛安全化”邏輯下不斷收緊，既有供應鏈被人為切割，企業被推向成本更高、效率更低的陣營化協作，歐洲在全球貿易中的戰略迴旋空間隨之收窄。因此，部分歐洲產業競爭力相對下降不能簡單歸因於中國出口增長，更與歐洲在安全、能源、產業和財政政策上的選擇直接相關。
其三，歐洲在對華經貿判斷上受美國敘事的牽引，戰略自主不足放大了“誤判”。近年來，美國不斷把貿易失衡、產業競爭、關鍵供應鏈和技術優勢等問題安全化，並用“產能過剩”“去風險”“供應鏈安全”等概念推動盟友對華形成共同壓力。歐洲維護自身產業利益與供應鏈韌性有其合理一面，但若過度採信他國競爭敘事，本可由當事國雙方就市場、投資和規則進行協商化解的中歐問題，就會被強行塞入大國戰略競爭框架。需要明確的是，中歐關係不針對、不依附也不受制於第三方，中方一貫支持歐洲一體化和歐盟戰略自主，樂見歐洲在多極世界中發揮獨立作用。歐洲在對華經貿判斷上過度受制於美國敘事，將無益於戰略自主的真正實現。
其實，歐洲內部並非沒有清醒的聲音。在近期圍繞全球失衡的討論中，歐洲一些有識之士主張通過對話推動全球經濟再平衡，而非簡單“脫鉤”。他們傾向於以更廣闊的全球視野審視問題，認為全球失衡是主要經濟體的消費投資結構、產業政策取向及供應鏈重組等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而非單單是中國的原因。
面對百年變局，中方始終願以最大誠意通過對話化解分歧，但也堅決捍衛自身正當的產業與貿易權益。中方多次重申，中歐經貿關係的本質是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應該也完全能夠在發展中實現動態平衡。
所謂中歐經貿失衡，不能被簡化為“中國出口過多”或“中國衝擊歐洲”。要解決這一問題，出路不是相互指責、層層設壘，而是應當把貿易差額、產業競爭、投資合作和規則協調進行分門別類的處理，在事實基礎上重新溝通，在市場邏輯中尋找平衡，在戰略自主基礎上穩定合作。
首先是讓經貿問題重回經貿框架，避免摩擦政治化、陣營化。中歐之間沒有根本的地緣衝突，合作大於競爭、共識多於分歧的基本面並未改變。中國擁有完整產業體系、超大規模市場、堅實的製造能力和快速迭代的綠色技術，歐洲則在高端裝備、汽車工程、基礎科研、醫藥、環保標準、金融服務和品牌體系上積累深厚。雙方過去幾十年經貿合作持續發展，正源於產業鏈、市場和技術上的強互補。當前中歐之間確有貿易差額、產業競爭和供應鏈依賴等問題，但這些問題本質上仍屬經貿範疇，理應更多依靠規則、數據和談判解決，而不能不斷被政治標籤和輿論動員放大。對確有傾銷、補貼爭議的個案，應嚴格依照世貿組織規則和雙方國內法律程序處理。對產業周期、能源價格和需求變化造成的壓力，應通過產業合作、市場調節和投資布局逐步消化。只有把問題講清楚、把責任分清楚、把工具用準確，才能避免經貿摩擦被泛化為制度對立和戰略對抗。
二是把商品貿易摩擦轉化為投資合作緩衝，推動中歐利益關係從“買賣關係”走向“共同經營”。歐洲對中國商品出口增長有顧慮，但對中國企業赴歐投資、創造就業、設立研發中心、參與綠色轉型仍有現實需求。中國企業的國際化也正從單純出口型，轉向“貿易、投資、研發、服務”一體化布局。中歐完全可以在新能源汽車、充電設施、電池回收、綠色鋼鐵、氫能、智能電網、醫藥健康和高端製造等領域推動更多本地化合作。這樣既能緩解歐洲對進口衝擊和產業空心化的擔憂，也能幫助中國企業更深嵌入歐洲市場規則和社會環境，降低貿易摩擦的政治敏感度。對歐方關切的關鍵供應鏈依賴問題，也可通過長期合同、本地化生產、聯合研發、第三方市場合作和透明的出口管理來降低不確定性。中歐經貿關係越是進入競爭性互補階段，越需要用投資、合作來加深利益捆綁，而不是讓商品貿易爭端不斷消耗雙方互信。
三是把規則分歧納入機制化溝通，防止單邊工具替代多邊規則。歐洲關心市場准入、政府採購、數據流動、知識產權和補貼透明度，中國的關切則是歐盟貿易防禦工具泛化、投資審查歧視化、綠色規則壁壘化和對華出口限制擴大化。圍繞這些議題，雙方需要更具體、更務實的制度性對話。中國可繼續擴大高水平開放，優化外資營商環境，提高政策透明度，並進口更多適銷對路的歐洲優質產品。歐方也應減少“產能過剩論”“貿易不平衡論”等標籤化敘事，放寬不合理的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限制，防止以“公平競爭”之名行保護主義之實。規則對話不能停留在原則表態，而要落到企業可感知的准入條件、執法尺度和政策穩定性上。從近期的互動實踐看，中歐圍繞電動汽車價格承諾、出口管制對話等議題保持溝通，就說明，只要回到談判桌前，具體分歧就有管控和緩釋空間。除了在雙邊層面釐清規則，中歐也應在多邊框架下共同發揮“穩定器”作用。當前世貿組織第十四屆部長級會議已經舉行，亞太經合組織2026年“中國年”正在推進，中歐在世貿組織改革、氣候治理、綠色金融、數字貿易、發展中國家債務和全球產供鏈穩定等議題上仍有合作空間。分歧是客觀存在的，但分歧不應遮蔽雙方維護多邊規則、反對單邊霸凌、穩定全球供應鏈的共同利益。
總體來看，未來的中歐經貿關係將更多呈現為“有競爭的合作”和“有邊界的開放”。中方就中歐關係發展提出的“堅持相互尊重、鞏固夥伴關係定位，堅持開放合作、妥善處理分歧摩擦，踐行多邊主義、維護國際規則秩序”的主張已為此指明方向。這也對雙方的政策成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歐洲需要把維護產業競爭力同堅持開放市場區分開來，不把自身結構性問題一味外部化；中國也需在穩定出口的同時，積極回應歐洲在產業、就業和安全上的關切，提升投資合作、規則溝通和本地化經營的能力。有理由相信，只要雙方堅持戰略溝通、規則協商和利益平衡，中歐經貿關係完全能夠在摩擦中保持韌性，在競爭中守住合作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