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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中國外長王毅訪問渥太華。這是十年來中國外長首次訪加，也是中加關係據稱已從低谷中恢復的顯著標志。過去十年，兩國關係一路波折，2018至2021年轟動一時的“三M事件”（孟晚舟和兩個邁克爾）、所謂技術竊密和間諜活動的指控與猜疑、新冠疫情，以及加拿大國內對華不滿情緒急劇上升，這一切共同導致了雙邊關係的嚴重惡化。
在與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的會晤中，王毅明確將卡尼去年訪華譽為使兩國關係“重回正軌”的關鍵轉折點。這番表態帶有外交策略考量：既肯定卡尼初露端倪的外交理念，也在話語層面將其與前任政府的對華政策拉開距離。
雙邊會談中，卡尼重申對“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的支持，這恰好契合北京樂見的外交話語體系，儘管是修辭層面上的。這一提法並非偶然，它呼應了卡尼在達沃斯論壇上的表態，即採用“基於價值觀的現實主義”方法，與政治經濟格局與加拿大截然不同的國家接觸。當然，卡尼主動推動的和解（至少在元首互動與情感層面）並非沒有爭議，國內批評者指責其妥協退讓，未能讓絕大多數加拿大公民從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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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4日，加拿大總理卡尼抵達北京，開始對中國進行為期四天的正式訪問。（圖源：新華社） |
中方多年來也清晰意識到，同全球北方國家打交道，必須顧及其國內民意，理解成熟民主政體政客面臨的種種制約與多重權衡，尤其是像加拿大這樣以自身穩定、開放為榮的國家。要求這位剛上台的總理在政策和言辭上做出180度轉彎，不僅不切實際，更會消耗掉近年兩國積累的脆弱善意。
昔日友好緣何陷入僵局？
梳理歷史背景至關重要。卡尼政府這種戰略模糊、措辭靈活的立場並非首創。早在鄰國美國尼克松總統歷史性訪華的數年前，萊斯特·皮爾遜總理領導的加拿大政府便決定搭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的秘密溝通渠道，理由是孤立中國不利於“世界和平及聯合國框架下戰後集體安全體系的完整”。在繼任者皮埃爾·特魯多領導下，加拿大於1971年成為首批正式承認北京地位的西方國家，在發達經濟體中開創了先河。時至今日，加拿大仍有大量戰略界人士認為，中加不存在根本性的領土與戰略利益分歧，渥太華應對這個共享太平洋通道、具有強大經濟實力的國家採取更加務實的態度。
但2010年代初以來，前文所述種種矛盾點讓這一動態蒙上陰影。加拿大國內國安、防務領域聲音不斷增多，指稱中國干涉其內政。加上2018至2023年間中國許多外交官採取了更為尖銳和強硬的姿態，外界普遍形成一種印象，即北京有意向太平洋對岸輸出影響力。中方部分機構也形成固有判斷：在奧巴馬政府推行亞太再平衡、特朗普發起對華貿易戰期間，加拿大始終對美國言聽計從。雪上加霜的是，全球掀起供應鏈安全化浪潮，中方以稀土、新能源產業鏈作為博弈籌碼，令加拿大外交官產生新的擔憂，他們害怕被本國經濟所高度依賴的國家“卡脖子”。
且不論這些擔憂是否屬實，但互不信任的種子已然埋下。在賈斯汀·特魯多飽受詬病的執政後期，中加關係一路斷崖式下滑。即便有多米尼克·巴頓大使這樣的人士付出勇敢努力，憑藉豐富經驗和對中國商業的深刻理解成功解決了“三M事件”，也未能挽回頹勢。
另一位領導人，另一種命運？
近期兩國積極重建互信，背後動因何在？主流觀點認為，根源在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加拿大反覆無常、利己且強硬的態度。從關稅威脅到對加拿大主權的嘲弄，特朗普讓許多加拿大人對其本人乃至美國心生反感。事實上，卡尼能在大選中擊敗對手，部分原因在於選民認為其競選對手與特朗普有某種聯繫（儘管未被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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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6日，中加貿易與投資晚宴在北京舉行。 |
但筆者觀點與主流看法有部分不同。作為從牛津畢業的技術官僚，卡尼深知加拿大未來的增長必須依賴於加強在全球商品市場的准入、擴大高等教育等服務出口吸引力，以及積累對美國、歐盟、其他長期合作夥伴以及印度、東盟等新興大國的議價資本。中國是加拿大商品潛力巨大的市場（儘管市場准入門檻客觀存在），也是全球製造業供應鏈核心環節，不能被排除在外。憑藉大選大勝所帶來的政治授權，卡尼認為當下可以優先推行以經濟為核心的務實決策，不必一味迎合國內極端意識形態反華派與安全鷹派的情緒。當然，此番博弈能否成功，關鍵要看北京能否拿出實際對等舉措，而非僅停留在口頭承諾。
與之對應，北京急於為雙邊關係設定底線。由於美國關稅持續加碼、拜登政府對華遏制布局產生負面影響，以及逐步認識到中國目前尚無法與全球北方脫鉤，中方對G7多數經濟體採取了更為克制的外交姿態（儘管實踐中自信與底氣日益增強）。即便高市早苗言論引發中方強烈抗議，中日關係充滿波折，但過去一年兩國關係仍相對穩定。頗為矛盾的是，特朗普製造的全球亂象雖客觀提升了中國軟實力，但中加關係真正迎來緩和契機，卻得益於中美元首緩和對話帶來喘息空間。一個對華更友好的美國政府或許不會對鄰國變得更具吸引力，但確實為加拿大等中等強國帶來更多戰略迴旋餘地。
前路尚存結構性阻礙
前路絕不會一帆風順。中加貿易失衡問題客觀存在，加拿大企業在華經營時，也會不斷尋求更長期、全面的知識產權與商業權益保障。渥太華的外交官與技術官員還必須直面國內民粹主義聲音，那些人以安全風險、意識形態分歧為由，呼籲兩國經濟系統性脫鉤。
對中方而言，也必須真正接受一個現實：在多元結盟的國際格局下，各國會越來越多地同時與中國和中國首要地緣戰略對手開展合作。只要北京堅持實現關鍵技術自主可控，它也應具備戰略共情，理解加拿大對現代經濟關鍵原材料高度依賴中國的擔憂。如今美國對華施壓持續加碼，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常務副國務卿、副國務卿等中高層官員，以及商務部等技術官僚部門頻頻向加拿大施壓，渥太華不得不適應一種新常態：中美雙方尤其是美國會不斷要求它選邊站隊。
若加拿大無法通過儲備關鍵戰略物資實現真正戰略自主，該國的平衡外交能在中美之間維持多久？這是一道棘手難題，答案唯有加拿大領導層能夠給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