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近期，中美兩國領導人同意將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中美關係新定位，引發美國戰略界廣泛討論。筆者與美方學者交流後發現，一些學者對此表示歡迎，認為穩定本身符合雙方利益，但也有質疑聲音認為這一框架本質上是中國為美國設置的“戰略陷阱”，目的是為中國爭取發展時間。還有人認為，“戰略穩定”本是冷戰時期核威懾領域的概念，不應被用於指導中美關係。更有人懷疑這一框架能否長期維持。
這些討論反映出美國戰略界對未來中美關係走向的深層焦慮。然而，如果將目光放得更長遠一些便會發現，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並非“建設性戰略穩定”是否完美，而是經歷十餘年的摩擦、競爭與危機之後，中美是否找到了一種比單純強調競爭更符合現實需要的關係框架。
首先，應當看到，中美就這一框架達成共識來之不易。過去十多年，中美雙方嘗試過不同的關係定位。特朗普第一任期以來，“戰略競爭”逐漸成為美國對華政策主導敘事。競爭固然反映了兩國關係中的部分現實因素，但它並沒有回答更關鍵的問題：用競爭定義中美關係是否妥當？又應當如何管理兩國關係中的競爭面？
實踐證明，當競爭逐漸擴展至經貿、科技、投資、供應鏈、教育、人文交流乃至意識形態領域時，僅僅強調競爭本身並不能帶來穩定，反而容易導致誤判與對抗風險不斷上升。
拜登政府提出的“競爭、合作與對抗”框架則試圖在競爭之外保留合作空間。但從實際效果來看，競爭不斷擴大，而合作空間持續受到擠壓。“負責任地管理競爭”更多停留在政策目標層面，而未能真正成為指導雙邊關係運行的穩定框架。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美雙方開始尋找新的戰略定位。與其說“建設性戰略穩定”是一項全新的發明，不如說它是過去幾年雙方不斷摸索之後形成的一種現實選擇。
其次，將這一框架視為中國單方面的勝利或美國單方面的讓步，並不符合事實。事實上，“戰略穩定”並非中國獨有的話語體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本人此前就曾公開使用“戰略穩定”來描述當前中美關係，並表示雙方已經達到一種“戰略穩定”狀態。美國官方表態中也多次出現“穩定”“建設性關係”等表述。這意味着，“穩定”並非中國強加給美國的概念，而是雙方在長期互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共識。
從概念演變過程看，這實際上體現了雙方的相互調適。中國強調“建設性”，美國強調“互惠”“平等”，最終形成的表述並非任何一方的原封不動版本，而是雙方協商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這一過程反映出雙方思維的相互靠近。長期以來，中國更傾向於先確立戰略定位，再推動具體合作。中國認為，大國關係首先需要回答“雙方究竟是什麼關係”的問題，然後才能討論具體議題。而美國則恰恰相反。華盛頓長期認為，雙方應當先在具體領域取得成果，通過合作積累信任，再逐步形成更大的戰略框架。
過去幾年，中美關係之所以反覆陷入僵局，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雙方始終堅持各自邏輯。然而從最近一系列互動來看，雙方都開始適度調整自身偏好。一方面，中方接受在經貿、投資、市場准入等具體領域取得實際成果；另一方面，美方也接受首先建立戰略框架的重要性。近期雙方不僅討論戰略穩定，也推動經貿、投資、供應鏈、芬太尼等具體議題取得進展。中美兩國未來還可能圍繞延長貿易休戰、開放市場、加強投資、調整出口管制政策以及鼓勵人員往來等議題取得更多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建設性戰略穩定”不是任何一方壓倒另一方的結果，而是雙方共同調整後的產物。
第三，對於“戰略穩定”概念的理解，也不應停留在冷戰時期的核威懾邏輯。一些美國學者認為，“戰略穩定”只能用於描述核大國之間的相互確保摧毀關係，因此不適合作為中美關係總體框架。這種理解實際上過於狹隘。不可否認，“戰略穩定”最初確實產生於核軍控領域，但隨着國際關係的發展，作為指導中美關係的“戰略穩定”早已超出核問題本身，而更強調兩個大國在戰略層面的穩定關係。今天影響中美關係穩定的因素遠不只是核武器，台灣問題、科技競爭、人工智能、網絡安全、供應鏈安全、投資限制、經貿摩擦乃至地區熱點問題，都可能成為新的風險源。如果不穩定來自多個領域，那麼穩定也必須具有更廣泛的內涵。
因此，“建設性戰略穩定”並不是將冷戰時期的核穩定概念簡單移植到當代中美關係，而是試圖構建一種更廣義的穩定狀態：雙方保持戰略溝通，避免誤判升級，維持危機管控機制；確保競爭保持在可控範圍之內，並努力為必要合作創造空間。
最後，對於這一框架能否長期維持的問題，或許本身就問錯了方向。沒有任何一個國際關係框架能夠永久有效，無論是美國在冷戰時期的緩和政策，還是後冷戰時期的接觸戰略，都有其歷史局限性。真正的問題不在於這一框架是否能夠持續十年、二十年，而在於它是否比現有替代方案更好。
過去十餘年的經驗已經表明，不斷擴大的競爭並沒有帶來更多信任，越來越多的限制措施也沒有消除雙方的相互依賴，頻繁出現的危機更沒有增強戰略互信。相反，它們往往製造新的不確定性，並增加誤判風險。
因此，穩定從來不是單方面的收益，而是雙邊關係中的公共產品。評價“建設性戰略穩定”的標準，不應是它能否解決所有問題，而應是它能否為兩國創造一個更可預測、更可管理的關係環境。一些美國評論人士擔心，中國會利用穩定爭取時間發展自身實力，但如果穩定真的為中國提供了發展空間，那麼同樣也為美國爭取了調整政策、增強競爭力、修復同盟關係以及推進國內改革的時間。歸根結底，中美關係的未來不可能建立在任何一方“戰勝”另一方的基礎之上。
對於華盛頓而言，與其糾結“建設性戰略穩定”究竟是誰先提出的概念、到底是不是中國給美國設下的“戰略陷阱”，不如認真思考如何利用當前來之不易的穩定窗口期，推動更多具體成果和機制建設。因為任何戰略框架的價值，最終都不在於概念本身，而在於它能否為兩國關係創造更加穩定、可預期和建設性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