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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全球秩序弱化，國際衝突加劇，中國正不斷拓展其調解外交。其外交體系完備、架構清晰，包含三個相互促進的組成部分：多層面的促和實踐、以全球安全倡議為概念框架、以國際調解院為制度依託。三者為化解各類國際衝突提供了一個成熟的系統化機制。
中國調解外交發展脈絡
中國最早扮演和平斡旋者角色可追溯至1954年，其在日內瓦會議上發揮重要談判作用，從外交和法律層面結束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國還通過主持六方會談（2003-2007年）以及參與2015年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即伊朗核協議），發揮了重要作用。
2010年代後期，在南亞地區，北京推動了巴基斯坦與阿什拉夫·加尼總統執政時的阿富汗，以及加尼政府與塔利班之間的對話。2025年，中國促成緬甸軍政府與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達成停火，並通過“撫仙湖對話”推動柬埔寨與泰國緩和邊境局勢。
中國最受全球矚目、操作成熟且影響深遠的調解行動發生在2023年3月。北京低調促成沙特阿拉伯與伊朗的會談，推動兩國恢復了中斷七年的外交關係。僅此一事便通過減少長期存在的教派分歧，改變了海灣地區的格局。
中國還在複雜且衝突頻發的中東地區檢驗其調解外交。2024年年中，它召集包括法塔赫和哈馬斯在內的巴勒斯坦各派，簽署了旨在加強巴勒斯坦內部團結以實現建國的《北京宣言》。
2026年初美以對伊朗發動打擊後，北京開展了密集的穿梭外交，支持巴基斯坦提出的立即停止敵對行動、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五點和平倡議，並支持巴基斯坦在伊朗與美國之間進行調解。在保持與俄烏兩國關係的同時，北京還推動其解決烏克蘭衝突的和平方案。
最新的案例，是中國通過2026年4月舉行的烏魯木齊會談，在巴基斯坦與塔利班政權之間進行了調解。這場連續七天的會談被證明是持續時間最久的調解會議之一。與2023年精心管控的沙伊關係正常化進程不同，烏魯木齊會談直面棘手問題：跨境恐怖主義、殖民時代遺留的邊界爭端，以及塔利班與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的關係（巴方指責該組織在其境內發動襲擊）。
烏魯木齊會談之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塔利班遭遇了兩國史上最慘重的跨境襲擊之一，數百人遇難。雙方因此切斷了直接溝通渠道。期望烏魯木齊會談徹底解決巴阿衝突是不現實的，但它確實打破了僵局，使雙方重回談判桌，並承諾保持克制、繼續推進外交努力。
上述及其他案例，凸顯了中國調解外交的幾個鮮明特色：在達成最終解決方案前保持低調，遠離媒體炒作（如沙伊談判和巴塔談判所示）；任命特使統籌專項外交工作（如巴塔會談和中東調解所示）；運用穿梭外交防止衝突驟然升級（如巴塔衝突調解所示）。
全球安全倡議：調解的概念基礎
概念支撐是中國調解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22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主旨演講中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將其作為實現“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新框架。2023年2月，中國發佈詳細的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闡述其指導原則和優先領域，為北京不斷拓展的調解外交奠定概念基礎。
立足於中國的實踐，全球安全倡議明確了多項核心主張，包括“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通過對話協商和平解決國家間的分歧與爭端”， 這些構成中國應對和管理衝突話語體系的關鍵部分。通過強調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願景，以及強調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安全架構”的必要性，全球安全倡議將中國的調解努力置於更宏大的目標下，即通過對話、發展和長期穩定來應對安全挑戰，而非單邊施壓或使用武力。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安全倡議的覆蓋範圍不止調解，還包括軍控對話、反恐合作、網絡安全治理以及氣候與安全聯動。總體而言，全球安全倡議為中國的調解努力提供了廣泛的理論框架。
國際調解院：制度載體
中國調解外交的第三個關鍵組成部分，是2025年成立、總部設在香港的國際調解院。該組織目前有37個簽署國，提供專門針對國際爭端的非裁決性、非約束性調解程序。其定位是面向全球南方國家，以溫和調解作為國際法院、常設仲裁法院等司法機構的補充與替代。
關鍵在於，國際調解院是全球首個專門致力於衝突調解的政府間組織。它側重於基於共識的務實爭端解決，而非強制授權或強制維和。其獨特性在於提供一個常設中立平台，衝突方可以從常設專家庫中按需定製調解服務，從而降低了傳統第三方斡旋的政治成本和臨時性。
結語
這是首次有國家超越了傳統的、零星的促和努力，搭建起一個綜合調解機制。中國將三個相互促進的要素結合在一起：實踐經驗為全球安全倡議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理念提供了實質性內涵，國際調解院則提供了一個常設化、規則化平台，使這一願景得以落地實施。隨着中國全球影響力不斷擴大、備受矚目的調解案例日益增多，以及交戰方（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越來越願意尋求由傳統西方主導和平倡議的替代方案，北京的調解外交有望穩步獲得更廣泛的認可與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