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再次受邀來到慕尼黑安全會議，瀰漫在會場內外的秩序焦慮感撲面而來。與去年在慕安會所感受到的歐美溫差不同，2026年年初的慕安會更像是一場關於國際秩序未來走向的集體困惑，比如，歐美還能否維持共識？還能否繼續塑造世界？多極化時代又將以何種形態到來？
回顧近年來慕尼黑安全報告的主題，可以清晰看到西方戰略界心態的變化軌跡。從2021年的“西方缺失”（Westlessness）、2022年的“扭轉乾坤，放下無助”（Turning the Tide），2023年的“重塑願景”（Re：vision），2024年“雙輸？”的“Lose-Lose?”，2025年的“多極化”（Multipolarization），直至今年報告主題直言不諱地將國際秩序描述為“正遭摧毀”（Under Destruction）。
2026年慕安會報告開門見山，認為世界正進入一個“破壞性政治”（wrecking-ball politics）的時代。這意味着在歐洲看來，美國對國際秩序是破壞而非改革，這已成為當下國際政治的重要趨勢。這種判斷在慕安會歷史上頗為罕見，不僅反映歐洲戰略界對秩序未來的悲觀心態，更折射出對國際秩序發展方向失去確定性的深層焦慮。如果說過去歐洲仍相信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可以通過改革延續，那麼今年的共識更接近於舊秩序正在終結，而新秩序尚未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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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成昊參加2026年慕尼黑安全會議。 |
今年慕安會引人關注的發言之一是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的講話。與去年美國副總統萬斯對歐洲的強烈批評不同，魯比奧語氣明顯更為緩和，強調美國希望重振舊友誼，並與歐洲共同塑造新的國際秩序。但其核心信息同樣清晰，美國認為戰後秩序已經失敗，需要重塑。魯比奧呼籲歐洲正視國際制度失靈、自由貿易和移民帶來的社會壓力，強調美國希望與歐洲共同推進以主權、再工業化和軍事實力為核心的新秩序框架。
這種表述在慕安會會場引發複雜反應，一方面，歐洲領導人歡迎其合作語氣，
但另一方面，多數歐洲代表認為美國秩序觀已發生根本變化。魯比奧講話的一個細節尤其耐人尋味，他強調歐美共享歷史、文化與文明紐帶，卻明顯弱化共同價值這一傳統跨大西洋同盟的基石，而這正是當前歐美秩序認知差異的核心所在。
在特朗普政府的視角中，國際秩序應以國家主權、產業實力與安全競爭為基礎；而在歐洲主流認知中，秩序仍應以規則、多邊主義與價值共同體為基礎。今年的慕安會報告也認為，美國正放棄戰後秩序三大支柱，多邊制度、自由貿易與民主聯盟。魯比奧的講話恰恰印證了這一判斷，美國並非退出秩序，而是試圖重塑秩序邏輯。
另一個鮮明現象是中等強國合作話題的升溫。雖然加拿大總理卡尼未出席，但他此前出席達沃斯論壇提出中等強國應抱團維護秩序的理念在慕安會得到呼應。“卡尼主義”無處不在，許多歐洲與亞太國家代表均表達類似看法，認為在美國角色不確定背景下，中等強國需要加強合作。
但共識之下是更多的迷茫，問題遠遠多於答案。例如，誰來主導？合作機制何在？安全與經濟如何平衡？歐洲內部對此同樣分歧明顯，一部分人強調戰略自主，一部分人仍希望勸服美國主導秩序，還有人主張擴大歐洲與全球南方合作。這種路線和方向的模糊不清，正是秩序裂變的典型特徵。
今年慕安會還有一大變化，歐美之間的討論變得更為坦率甚至尖銳。美國想要傳遞的信息十分明確，歐洲需要做得更多，而不僅是談論更多。魯比奧表示，美國希望歐洲強大並承擔更多責任，這被不少歐洲代表解讀為美國對歐洲防務能力的“現實主義考核”。同時，歐洲方面也更直率表達對美國政策的不滿與不信任，甚至直接在現場逼問美國參會代表，特朗普政府是否還支持當前國際秩序。歐美之間這種公開的相互質疑成為今年慕安會的重要特徵。
在不少全球南方國家看來，歐美爭論並不令人擔憂，反而被視為西方走出自身舒適區的表現。一位非西方參會者在討論時直言，歡迎歐美來到現實世界，而我們一直生活在這裡。這種認知差異折射出秩序視角的變化，西方曾視為普遍規則的秩序，在許多非西方國家眼中從未真正普遍。
慕安會是觀察國際秩序演變的重要窗口，今年會議所呈現的一個基本趨勢是，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並未突然崩塌，但其結構性鬆動已難以逆轉，新的國際秩序形態正在形成之中。今年慕安會報告將這種變化概括為秩序被拆解的過程，並提出未來國際體系可能呈現多種並存形態，包括勢力範圍主導、交易性安排主導以及由權力網絡塑造的非制度化秩序。這些趨勢雖然路徑不同，但共同指向一個方向，即國際關係運行邏輯正從以規則和制度為核心，逐步向以權力、利益與能力為核心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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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4日慕尼黑安全會議現場，與會嘉賓就全球秩序與地區安全問題展開討論。（圖片由作者拍攝） |
然而，這一轉變並不意味着規則與多邊主義將完全消失。慕安會報告認為，面對美國對既有秩序的鬆動與調整，許多國家和地區正在主動加強合作機制與規則安排，例如新的貿易協定與區域合作網絡，以維持某種程度的制度穩定性。 因此，未來國際秩序更可能呈現出一種分層與混合特徵，在大國關係層面，實力政治與戰略競爭將更加突出；在區域層面，合作機制與制度安排可能更加活躍；而在全球層面，部分規則體系仍將延續並發揮功能。
由此觀察，國際體系並未簡單進入“無序時代”，而更接近一種結構轉換期。在這一過渡階段，舊秩序的規範與制度仍在發揮作用，但其權威性與約束力正在下降；新秩序的權力格局與運行規則尚未完全確立。這種舊未退、新未立的狀態，正是當前國際政治不確定性上升的重要來源。
從更廣闊視角看，慕安會所呈現的圖景並不僅限於歐洲。跨大西洋關係正在重新談判其權力與責任分配，中等強國正在探索新的合作路徑，全球南方國家則在適應權力結構變化並尋找更大政策空間。國際體系的多重參與者正在以不同方式回應秩序轉型，這使未來秩序更可能呈現多中心與多層次特徵。
今年慕安會所反映的並非單純的秩序衰落，而是國際秩序進入新階段的信號，這一新階段將意味着規則與權力關係的重新調整、理念與現實的重新校準。正如慕安會報告所言，我們或許正處在既有國際秩序被拆解的時代，新秩序的輪廓也正逐步顯現，而大國互動、區域合作與全球治理實踐都將不斷塑造這一裂變中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