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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以來，歐盟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明顯提速，尤其與印度和南方共同市場的兩場重大談判相繼取得突破性進展，標誌着歐盟全球貿易戰略進入實質性重塑期。
過去一年，除印度和南方共同市場，歐盟還先後同印尼、墨西哥、瑞士等國簽署關鍵協定。表面看，歐盟新一輪FTA談判的推進仍以“市場准入”“關稅削減”“投資便利化”為主要議題，但其實質，是歐盟在大國競爭加劇、全球化碎片化趨勢增強、跨大西洋關係不確定性上升背景下，試圖通過制度化貿易安排，重塑外部經濟環境，穩定供應鏈預期，維護自身規則制定能力，並通過提供替代性多邊合作框架吸引關鍵中等強國向其靠攏，以此重新平衡大國主導的國際貿易格局。
歐盟新一輪FTA談判在內容上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體現了從“淺層一體化”向“深層制度嵌入”的轉變。以歐盟-印度協定為例，其核心突破在於針對性解決了長期困擾雙邊貿易的結構性障礙。歐盟成功讓印度同意將汽車進口關稅從110%降至10%，並大幅開放機械、化工、高端製藥等歐洲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從而為歐洲工業界鎖定未來20年最具潛力的內需市場。更具制度創新意義的是服務貿易中的“第四模式”，通過為專業技術人員流動提供製度性便利，歐盟實際上構建了一個跨洲人才與技術循環網絡，這在以往的北南貿易談判中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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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6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洲經濟區聯合委員會會議，將88項法律文件納入《歐洲經濟區協定》。 |
而在歐盟與南方共同市場的協定中，不僅雙方取消了超過90%的商品關稅（預計每年為歐盟企業節省40億歐元），重點更在於確立了關於政府採購、知識產權及原材料獲取的共同規則。通過這些協定，歐盟旨在獲得鋰、鎳、銅等關鍵戰略資源的保障，確保歐洲電池產業和綠色工業的“輸血”。同時，歐盟將社會-環境可持續性條款作為FTA核心支柱，將落實《巴黎協定》、反森林砍伐等價值觀目標深度嵌入貿易框架。這種“價值觀貿易”模式不僅重塑了全球市場准入的道德與法律門檻，也標誌着歐盟正利用其龐大的市場購買力為槓桿，讓高門檻的環境標準、勞工保護成為全球貿易新基準。這使得FTA不再僅是貨物的自由往來，而且成為推廣歐洲社會模式和環境治理標準的重要載體。
然而，儘管歐盟有宏大的FTA戰略目標，但其落地實施仍面臨內外部多重利益衝突的嚴峻挑戰。
其一，監管模式與發展階段之間的差異。拿歐盟-印度協定來說，經濟結構上，歐盟與印度具有較強互補性，歐盟在高端製造、資本品、綠色技術和專業服務領域具有明顯優勢，而印度則擁有龐大的消費市場、快速增長的中產階層以及相對充足的勞動力供給。正是這種互補性，使該協定在理論上有顯著的貿易潛力。然而，歐印談判長期受阻的根本原因並非關稅水平，而是雙方在監管理念、產業保護和發展階段上存在差異。印度長期對農業、乳製品、汽車等敏感產業實施較高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歐盟則堅持將可持續發展、勞工標準、環境規則和知識產權保護作為新一代FTA的核心組成部分。因此，如何實現關於市場准入的承諾，尤其是涉及服務貿易、投資保護以及技術合作，仍需要更加明確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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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2月10日，歐洲自由貿易聯盟駐印度辦事處成立。 |
其二，經濟利益與價值承諾之間的衝突。與歐印協定相比，歐盟-南方共同市場協定在政經層面引發的爭議更為集中，也更具代表性。該協定覆蓋南美四個重要農業與資源型經濟體，在市場規模、商品結構和地緣影響方面頗具分量。對歐盟而言，它們不僅是潛在的工業品出口市場，更是農產品、能源與關鍵原材料的重要來源，具有明顯的供應鏈戰略意義。然而，該協定在歐盟內部遭到強烈反對，因為歐盟在對外政策中強調綠色轉型、氣候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目標，而南方共同市場國家以農牧業和資源開發為重要經濟支柱，其土地利用和環境治理模式長期受到歐洲社會輿論質疑。歐洲議會將協定提交歐盟法院徵詢法律意見，實質上反映了歐盟內部在貿易政策合法性、民主監督以及環境政策優先序上的深層分歧，這種分歧雖未否定協定本身的戰略價值，但增加了其實施的不確定性，也暴露出歐盟在推進大型對外經貿協定時面臨的制度約束。
總體看，歐盟新FTA談判呈現出明顯的戰略化、系統化、工具化特徵。首先，歐盟試圖在中美兩極博弈夾縫中，通過構建第三極貿易集團來強化其地緣經濟權力布局。加快與全球南方關鍵經濟體達成高質量FTA，逐步構建以歐盟為核心的多層次經貿網絡，成為歐盟對沖外部風險、增強戰略自主的重要政策抓手。其次，新FTA被視為歐盟實現經濟去風險的關鍵機制。通過擴大與多元經濟體的制度化聯繫，歐盟試圖降低對單一大國市場和關鍵供應來源的依賴，從而增強其對外經濟韌性。第三，歐盟正通過FTA持續輸出其監管和規範體系。無論是環境條款、碳排放約束，還是數字貿易、數據治理與供應鏈盡職調查要求，歐盟都試圖將這些規則嵌入雙邊和區域協定，使之成為事實上的准全球標準。這種做法既體現了歐盟作為“規範性力量”的自我定位，也反映了其在缺乏硬實力優勢情況下，意圖通過規則來塑造外部環境的戰略選擇。最後，新FTA戰略在歐盟對外關係中正日益承擔地緣政治功能。通過深化與印度、拉美等地區的經貿聯繫，歐盟不僅拓展經濟空間，也希望在全球治理、國際組織投票和議題聯盟中爭取更有利的戰略地位。
歐盟新FTA戰略的推進必將給全球貿易格局帶來深層次影響。大規模、高標準的FTA將促使跨國企業重新評估投資與生產布局，推動部分產業鏈在歐盟-印度-拉美軸線重新配置。這一過程未必意味着傳統亞洲製造體系的全面轉移，但會加劇全球價值鏈區域化和多中心化趨勢。從規則層面看，歐盟新FTA將進一步強化全球貿易體系的“分層”，能適應歐盟高標準規則的經濟體將更深融入其貿易網絡，規則協調能力不足的國家則面臨被邊緣化風險。這種制度競爭不是以關稅為主要形式，而是通過標準、合規與監管成本來進行，其影響更為隱性，卻更具長期性。
同時，歐盟新FTA戰略的推進也將給大國關係帶來新的衝擊。對美國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國在跨大西洋盟友體系中的經貿主導地位，也帶來跨大西洋經濟關係的不穩定預期。若美國繼續採取高度不確定的貿易政策，其戰略空間可能進一步被歐盟和新興經濟體填補。對中國而言，歐盟新FTA戰略也帶來更大競爭壓力。歐盟與印度、拉美深化經貿關係，客觀上分散了其對中國市場和供應鏈的深度依賴，從而加速去中國化，而歐盟規則的外溢效應，也將使中國出口企業和對外投資面臨更高的合規要求，以及更高的規則壁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