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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們一行十餘人前往新加坡走訪調研，與新加坡官員、高校智庫學者、企業和媒體從業人員交流，了解其對美國以及中美關係前景的看法。恰逢美國干涉委內瑞拉、爭搶格陵蘭島等事件牽動人心，在與新加坡各方的交流過程中，可以感受到，無論是戰略界還是學界，都普遍存在一種焦慮與期待並存的複雜心態。他們一方面對中美關係一旦失穩將給地區經濟與安全架構造成衝擊感到明顯不安，另一方面也期待中美能在競爭中保持克制，繼續維持某種“可控競爭”狀態。
過去數十年，新加坡憑藉務實外交在大國間遊刃有餘，成為經濟全球化紅利的受益者。中美兩國穩定互動，為其提供了安全的外部環境和廣闊的經濟腹地。然而，隨着大國競爭不斷向各個領域蔓延，新加坡賴以為生的戰略平衡正被逐漸打破。中美在經貿、科技等領域的摩擦不斷升級，讓身處其中的新加坡愈發感受到進退維谷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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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8日至1月25日，孫成昊率領的清華大學“清聯行”赴新加坡海外實踐支隊11位同學赴新調研。圖為“清聯行”支隊成員與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係學院（RSIS）學者合影。 |
短期看，新加坡各界對於中美關係的發展仍持有樂觀心態，普遍認為中美關係在2026年將整體保持“可控”的穩定態勢，不會出現大規模升級的對抗場景。這一判斷主要基於本年度兩國元首可能有機會利用雙邊或多邊場合進行多次直接接觸與交流，從而有利於雙方進行戰略溝通、降低誤判風險、管控分歧、抑制衝突。相對穩定的中美關係也為新加坡繼續奉行“不選邊站”的外交政策，並在兩大國之間爭取利益空間提供了有利條件。
但如果將觀察視角拉長，跳出短期的事件性影響，放眼更長期的中美關係演變與全球國際秩序重構，新加坡各界焦慮與期待的心態則愈發突出。各界的共識性判斷是，“特朗普現象”並非偶然的個人風格或階段性偏差，而是植根於美國國內社會結構、政治極化與民粹情緒的一種根本性轉變和長期趨勢。即便未來美國執政黨發生更替，其外交政策中的單邊主義取向、“美國優先”的政策邏輯以及對盟友與夥伴的工具化施壓，仍可能持續存在，並由此不斷侵蝕“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一秩序的弱化會讓多邊貿易規則被雙邊或小多邊協定取代，新加坡賴以生存的自由貿易環境難以為繼，進而對新加坡等高度依賴國際規則、開放市場與制度穩定性的外貿型國家產生巨大衝擊。
在此背景下，新加坡既不希望中美博弈進一步激化，也同樣不希望世界走向一種封閉的、排他性的“兩國共治”（G2）模式。儘管新加坡方面對於G2這個概念本身的定義仍有分歧，但在他們看來，無論是激烈對抗，還是由少數大國主導的秩序安排，都可能壓縮中小國家的戰略空間。中美博弈一旦激化，新加坡將不可避免地面臨被迫“選邊站隊”的壓力，從而削弱其政策靈活性，使其難以繼續維持當前軍事安全依託美國、經濟發展倚重中國的戰略平衡。而若國際秩序演變為G2模式，國際事務將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大國協商和交易決定，新加坡等中小國家的戰略自主性將被侵蝕，參與國際事務的空間與影響力隨之被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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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1月19日，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台挑釁言論的背景下，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在新加坡彭博創新經濟論壇上接受採訪時表示，東南亞國家已經和日本找到解決複雜問題的方法並繼續前進，他希望中國也能做到這一點。他此言暗示中國應該擱置歷史，進而引發批評。 |
在有的新加坡學者看來，更理想的應當是形成一個“多邊極”（multilateral polarity）的國際秩序。在這種秩序中，“極”的形成不單純依賴軍事或強制力量，而是受到規則、能力與責任的約束。多個具備不同領域優勢的國家或國家集團，能夠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與完善，共同承擔全球治理的責任，進而避免單一或少數大國壟斷國際事務話語權。這種秩序既能夠為中美博弈劃定清晰的邊界，避免其走向失控，也能夠為新加坡等中小國家提供穩定的發展環境和充足的戰略空間，使其無需在大國之間被迫選邊。
為推動這種國際秩序的形成，一些新加坡學者也同意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在近期達沃斯論壇上的演講，主張建立中等強國團結起來的議題聯盟（issue-based alliances）。中等強國能夠在特定領域發揮議程設置者或合作樞紐的作用，從而降低被中美競爭和分歧所裹挾的風險，並推動全球權力結構分散化，避免出現單極或兩極主導的權力格局。這種合作並非是基於“反美”或“反中”的特定立場，而是致力於通過構建密集而多元的多邊合作網絡，減少對任何單一大國的依賴，進而成為“多邊極”國際秩序中的一極，而新加坡將有機會成為這些網絡中的重要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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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0日，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表演講，宣布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已經終結，像加拿大這樣的“中等強國”必須轉變策略。 |
同時，新加坡各界也清醒地認識到，中等強國間的合作空間有限。僅靠中等強國之間的議題型合作，並不足以單獨支撐這一秩序。在當下的權力格局中，中等強國的選擇始終受大國影響、難逃大國利益裹挾，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獨立性和自主性。當中美在某一特定領域的利益衝突加劇時，中等強國的合作或面臨被迫選邊的壓力，甚至可能因各國對中美利益的不同取捨而導致合作破裂，進而無法支撐起一個脫離大國博弈的國際秩序。可以說，“多邊極”秩序的可持續性在很大程度上仍取決於中美兩國如何行使自身權力和影響力。
為此，一些新加坡學者也表達了一種相對審慎但頗具代表性的關切。他們擔心在大國競爭背景下，中國在地區事務上的政策選擇可能會在無意中借鑒或重複美國過去在某些地區的“錯誤經驗”，例如以委內瑞拉事件為代表的強化權力政治邏輯的做法。這種擔憂並非針對中國的既定政策，而更多是一種提醒，即希望中國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抵禦權力政治的誘惑，維護地區秩序和穩定，避免被捲入“零和博弈”的路徑依賴，從而給地區秩序和中小國家造成額外壓力。
新加坡的焦慮，是諸多中小國家的縮影，既根植於其作為中小國家的生存邏輯與安全焦慮，也折射出其對亞太地區穩定與全球治理的深度關切。從這個角度看，中美關係早已不僅是一個雙邊問題，而是深深牽動着第三方國家的安全感、戰略預期以及對未來國際秩序走向的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