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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統觀點相反，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大戰略”問題上具有很高的可預測性。他數十年來的外交政策聲明、執政記錄以及最新版《國家安全戰略》都表明，其最終目標是在21世紀重新確立並鞏固美國的全球霸權。難以預測的，是他粗魯的非正統地緣政治策略與厚顏無恥的新帝國主義言辭。
特朗普決定通過“絕對決心”行動抓捕委內瑞拉強人尼古拉斯·馬杜羅，隨後再次威脅要殖民格陵蘭島（目前由丹麥控制），並攻擊伊朗。這只是他毫不掩飾地擁抱美國全球霸權願景的最新表現，毫不顧及最親密盟友的利益。
特朗普遠非“孤立主義者”，他完全接受可以稱為“傑克遜式外交政策”的理念，即以不道德且強硬的方式處理全球事務，毫不猶豫地用武力進行“震懾”。這一傳統極具民粹主義色彩，過於關注權力的短期形象，而非實質性的長期戰略思考。
沉浸在勝利與自我陶醉中的特朗普，將美國順利抓獲委內瑞拉強人的行為吹捧為“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的進攻，也是美國歷史上最令人震驚、最有效、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展示之一”。他的戰爭部部長迅速強調，此次行動展現了美國的作戰優勢，以及運用武力實現外交政策目標的輕而易舉。美國國務卿馬可·魯比奧等傳統共和黨人，則對此次行動提供了更具價值感的解讀，聲稱它標誌着委內瑞拉從古巴情報部隊手裡“解放”出來。
然而重返政壇以來，特朗普一直難以從任何重大軍事行動中獲益。從西亞的加沙到中南半島的泰柬邊境，“停火”協議時斷時續。儘管美國發動軍事打擊，委內瑞拉和伊朗的敵對政權基本保持完整。然而，對美國的盟友來說，比特朗普戰略執行力不足更令人擔憂的，是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假象徹底崩塌。
這位美國總統對《紐約時報》表示：“我不需要國際法。”他的一位重要助理更直言不諱，公開擁護以“強權政治”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動力。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沃爾特·拉塞爾·米德所說，“對外國人以及一些美國人來說，傑克遜傳統是美國政治中最不起眼的，也是在海外最令人反感的”。中等大國不應在戰略上屈服或陷入絕望，而應挺身而出，共同爭取建立一個更加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而不是在21世紀餘下的漫長時間裡默許“叢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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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1月3日星期六，在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的海湖莊園俱樂部內，特朗普密切關注着美國在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白宮官方照片，攝影：莫莉·萊利） |
堅守陣地
主權國家和美國的競爭對手迅速譴責了特朗普最新的軍事冒險行為。中國公開批評華盛頓對伊朗主要貿易夥伴加征新關稅的決定意在扼殺這個處境艱難的西亞大國，並威脅進行報復。重要的是，就連美國在拉丁美洲和歐洲的一些最親密夥伴也公開批評針對馬杜羅政權的軍事行動。
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和巴西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特與其他四個南美國家發表聯合聲明，表示“這些行動為和平與地區安全樹立了危險的先例，並對平民構成威脅”。六位領導人表示，“我們重申，委內瑞拉局勢必須完全通過對話解決……不應受到干涉，並應遵守國際法”。
在亞洲，包括菲律賓在內的美國重要前線盟友同樣強調“國際法的相關原則，包括國家獨立和主權平等、和平解決爭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以及不干涉主權國家的內政”。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通過援引國際法委婉地批評了美國。
法國和英國領導人避免直接批評，但強調遵守國際法的必要性。美國在歐洲的最親密盟友希望看到委內瑞拉和伊朗的敵對政權垮台，但當特朗普重提殖民格陵蘭島的威脅時，它們也會感到不安。
歐盟委員安德留斯·庫比柳斯公開支持丹麥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他警告說：“我同意丹麥首相的觀點，北約將走向終結，這會給民眾帶來非常非常負面的影響。”與此同時，德國和英國這兩個歐洲大國史無前例地開始討論向格陵蘭島部署軍隊的可能性，以加強丹麥對資源豐富的格陵蘭島的脆弱控制。格陵蘭島居民絕大多數反對美國的控制，同時尋求完全自治。
特朗普為他對委內瑞拉和格陵蘭島的圖謀辯解，聲稱這是他為確保獲得寶貴資源而制定的宏大戰略的組成部分，以應對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競爭對手。他甚至公開擁護所謂的“唐羅主義”，這是19世紀美國半球霸權主義“門羅主義”的新延伸。
中等大國外交
因此，就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也擔心，特朗普公然無視國際法的行為正在開創一個危險的先例，可能在未來給它們帶來麻煩。傳統上，就像社會被劃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一樣，世界被劃分為大國和“其他國家”。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曾以最殘酷的筆觸描繪了這種世界觀，並哀嘆“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
然而，這種二元世界觀過於簡單，容易產生誤導。正如中國古代偉大思想家孟子觀察到的，中等規模的王國在中國歷史上往往發揮着關鍵作用，包括約束自我膨脹的大國。有趣的是，許多希臘思想家也曾提到敘拉古和科林斯等具有影響力的中等規模城邦，它們在斯巴達和雅典兩強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例如意大利哲學家喬瓦尼·博特羅，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他們談到威尼斯和佛羅倫薩等“中型”城邦的作用。這些城邦擁有“足夠的實力和權威”，不僅能塑造自身戰略命運，還能影響廣闊的地中海乃至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格局。幾個世紀後，法國現代思想家馬布利神父提出“二級”大國概念，用以分析中等規模王國在塑造歐洲地緣政治中的作用，最著名的是1815年的巴黎會議及其後歐洲的“大國協調”。
當今時代，澳大利亞、巴西、日本、加拿大、韓國、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中等規模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發揮着關鍵作用。這些國家的規模和發展水平各不相同，但這些“中等大國”在推進合作方面擁有共同利益。它們擅長組建聯盟和推行多邊主義，它們擁有足夠的實力投射力量，並在世界許多國家眼中享有建設性參與者的信譽。
許多中等大國深度參與國際機制的運作，無論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還是國際刑事法院，都旨在維護其核心價值觀和國家利益。因此，特朗普對國際法的攻擊直接威脅到許多中等大國的利益，它們擔憂“叢林法則”地緣政治的回歸，因為這至少會迫使它們優先發展軍事，而忽視其他優先事項。更糟糕的是，它們可能面臨全球合作崩潰，以及戰後前所未有的貿易和經濟繁榮的終結。
因此，從歐洲到印太地區和拉丁美洲的中等大國別無選擇，只能加強集體努力，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根基。這一秩序優先考慮制度化的外交手段而非對抗，並尊重國際法的關鍵原則。亞洲新興大國和歐洲中等大國希望調整國家戰略，成為21世紀更積極主動和富有建設性的參與者。對它們來說，特朗普或許已經為上述目標提供了足夠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