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米歇爾·韋勒貝克的《臣服》根本與伊斯蘭教無關。它捕捉的是歐洲對自身想法的恐懼。這個大陸懷疑其政治秩序的根基，並擔心在下次選舉中還能不能用熟悉的聲音發聲。
十年後，特朗普將這種文學上的挑釁變成他的新意識形態信條。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將焦慮從虛構小說提升為政策，並讓這種對內部趨勢的擔憂布滿整個歐洲大陸。如今，歐洲不再被美國視為夥伴，而是被美國的身份政治審視、塑造和管教的地方。
這一地緣政治轉變來自更宏大的願景：西半球置於美國控制之下，成為呈現美國權威的天然領地，歐洲則淪為維持美國實力的輔助工具。儘管未曾明言，但該框架將對印太地區的承諾等級推低，從而為“擺脫重返亞洲”奠定了基礎。看似簡單的重新排序，實際上標誌着1949年以來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終結。
《國家安全戰略》不再將法律和制度作為聯盟的基石，以血統取而代之。特朗普準確地指出歐盟缺乏統一的軍事能力、政府首腦缺乏可信的領導力（他們順從地接受北約5%的要求及臭名昭著的《特恩貝里條約》就說明這一點）以及他們缺乏方向感。然而，該文件對種族和宗教的關注令人不安，因為它將評判從治理能力轉向身份認同，這一重塑聯盟的理由動搖了戰後合作的基礎。
文件措辭不是合作式語言，而是生物學監護式的、血統的、有嚴格排他性文明架構的。它將人口變化視為政治衰敗，將多樣性視為稀釋，並引入以選民構成為基礎的忠誠度測試。這些都是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的觀點。歐洲選民成為華盛頓審視的對象，並非因為政策分歧，而是因為種族問題。
第27頁包含了核心指控：“某些北約成員將成為非歐羅巴人占人口多數的國家”，並猜測“他們是否會像簽署北約憲章的人那樣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或與美國的聯盟”。
其含意顯而易見，那就是，多元化的歐洲將是不忠誠的歐洲。《國家安全戰略》質疑人口結構變化的國家能否繼續保持可靠的夥伴關係，並預言它們不能。歐洲確實面臨著來自移民失控的壓力，導致福利制度不堪重負，地方政治被擾亂，兩極分化加劇。但這些不是文件提到的問題。
相反它聲稱，人口結構變化本身比歐洲實際的安全漏洞更危及聯盟凝聚力。憲法的合法性被修改為有賴於種族的延續性，移民成了生存威脅，而非治理方面的挑戰或機遇。
我們來看看引發這種恐懼的假設。德國、法國、英國、西班牙、荷蘭、比利時……這些國家已經選出穆斯林議員，它具有憲法合法性，是投票的結果。《國家安全戰略》將之視為文明的崩潰，並質疑人口結構不斷變化的國家是否還能保持對北約的忠誠。其核心信息是，究竟誰被允許代表歐洲的權威？
這種邏輯禁不起推敲。土耳其1952年起便是北約成員，它不是基督教國家，其成員國資格從未因此受到審查。華盛頓會以同樣理由驅逐它嗎？《國家安全報告》沒有給出答案，因為它的假設經不起審視。試想，如果歐洲國家政府對美國進行同樣的測試，將“MAGA”視為對民主秩序的威脅從而需要外部干預呢？
文件要求歐洲必須“保持歐洲特色”，重拾“文明的自信”，並將歐洲大陸描繪成失去之地——包括身份認同、主權、目標和出生率。這些說法暴露了美國人對一個可能從未存在過的歐洲的懷舊之情。然而，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人口結構變化。美國的出生率是多少？白宮是否認為美國的人口變化是對它美國特性的威脅？
從這個角度看，《國家安全戰略》與其說是對歐洲的解讀，不如說是美國人不安情緒的投射。一個仍在努力應對自身民主裂痕的國家（包容、平等、法治和分權等問題懸而未決，並且受種族隔離、種族主義、警察暴力和系統性排斥的困擾）如今卻自詡為歐洲身份的代表。
這種執着讓人想起曾經被認為危言聳聽的觀點。大衛·P·戈德曼（筆名斯賓格勒）曾提出，民主政體會從內部瓦解，最終走向威權主義。《國家安全戰略》正是這種邏輯的精簡：用文明言辭為權力辯護，不信任多元選民，並將傳統置於憲法規範之上。
華盛頓對歐洲一體化的描述加劇了這種意識形態轉變。它將歐盟的跨國治理體系視為對自由的威脅，無視70年來一體化在穩定歐洲大陸、促進經濟增長尤其是遏制衝突方面的成就。令華盛頓不安的並非治理本身，而是歐洲的自治——一個有凝聚力的歐洲挑戰着特朗普的西半球願景，因此歐洲的身份被美國的術語重新定義。
儘管美國和歐洲都是因移民和身份演變而重塑的社會，但《國家安全戰略》將歐洲的變化看成對未來忠誠度的考驗，而不是自然演變。身份認同成為聯盟承諾的衡量標準。城市多樣性、多元選民、自由選舉和政治更新被視為不利因素。戰後夥伴關係依賴的是法律、主權和協議，而特朗普卻用傳統、種族和血統的純正取代這些基礎。
早在2025年1月初，距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還有幾天，我們就在此提出“特朗普推論”的概念。與當時主流敘事中的美國向內轉相反，我們預測特朗普將重拾有全球影響力的干預主義策略，尋求資源競爭，挑戰競爭對手，並將美國的領導地位塑造成一種霸權。我們預測他不會局限於美洲，而是會將地緣政治提升為霸權主義。
最近，這位美國第47任總統採用了這一說法。2025年12月2日，他發佈“美國250”宣言：“根據門羅主義延伸出的'特朗普推論'，本屆政府自豪地重申這一承諾：美國人民，而非外國或全球主義機構，將永遠掌控自己在西半球的命運。”如今，《國家安全戰略》將這一理論擴展到歐洲，將針對西半球的主張轉化為跨大西洋的監督工具（招募和擴張），同時將美國的不安全感投射到歐洲大陸。
十年前，歐洲曾面臨自身的投射。2015年1月7日，小說《臣服》出版，當天早上恰逢《查理周刊》慘案。一部設想法國選舉穆斯林總統的小說，與以伊斯蘭教被歪曲為由的恐怖行為糾纏在一起。文學上的挑釁，最終成了歐洲焦慮的一面鏡子，被那些堅稱歐洲大陸正在解體的人抓住。
這種焦慮如今重新出現在美國的政策中。《國家安全戰略》將人口結構變化視為地緣政治威脅，這與韋勒貝克小說里描繪的場景如出一轍：一旦歐洲選民不再反映幾個世紀前神話般的基督教歐洲人，歐洲就會變得面目全非。
如果說《查理周刊》襲擊事件暴露出歐洲易受意識形態暴力影響，那麼《國家安全戰略》則將這種擔憂變成一種保護信條。華盛頓不是通過法律和共同利益來保護歐洲，而是聲稱對一種從未存在過的文明精華擁有控制權。歐洲當初的回應是捍衛自由，美國十年後的回應卻是教訓歐洲如何保護自己不受本國人民的傷害。
這份帶有明顯偏見和干預主義議程的《國家安全戰略》會不會讓歐洲各國政府遠離美國？歐盟領導人2025年的自滿令人不齒，讓人想起歷史上因猶豫不決招致災難的時刻。種種跡象表明，美歐之間的裂痕在加深。然而，更深層的威脅在於，某種力量如今聲稱擁有定義歐洲未來的權力。面對這種力量，歐洲最終必須堅持自我，就像它在最關鍵的時刻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