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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推行關稅、能源、放鬆監管等經濟政策，這成為當前市場波動的焦點和經濟運行的最大變量。需要關注的是，當前變化中的經濟和金融環境與特朗普第一任期不同，利率和通脹的宏觀約束、財政可持續性危機、政策效果的內耗、司法與政治阻力、美國國內外經濟主體的反制，這些因素相互交織，可能限制特朗普的經濟政策空間。
高利率與通脹壓力。特朗普第一任期發動貿易戰時，美國利率接近零，通脹水平較低，而當前美國需求旺盛，供應鏈易受地緣政治衝突影響，民眾對通脹記憶猶新。如今利率環境已發生變化，利率處於高位，這將削弱減稅和擴大財政支出的政策效果，還可能加劇通脹。與此同時，通脹因素也發生變化，特朗普的關稅、移民限制等政策可能推高生產成本和物價，導致通脹持續，美聯儲被迫暫停降息，形成“高利率+高通脹”的局面。特朗普贏得第二任期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因為選民拒絕接受拜登經濟學的結果，尤其是通脹上升和實際收入下降，一旦特朗普“通脹剋星”的形象垮塌，選民同樣會拒接接受特朗普經濟學的結果。
財政可持續性危機。在共和黨上次控制參眾兩院的2017年，美國聯邦赤字佔GDP的3.6%，公共債務佔GDP的77%，如今赤字已佔到GDP的6.4%，公共債務佔GDP的93.6%。美國聯邦債務已突破36萬億美元，2025年到期的國債規模接近3萬億美元。2024財年，美國政府凈利息支出達8820億美元，預計2025年將突破1萬億美元，佔GDP的3.4%。當前，特朗普最急迫要解決的就是債務上限問題，以及其與國會談判失敗可能引發的政府停擺或債務違約。這還意味着，特朗普的減稅政策與財政赤字之間的矛盾將被放大，個人減稅延期只能帶來短期的溫和經濟增長，但會導致長期財政收入減少。預計到2033年，這種短期經濟增長勢頭也將被更高預算赤字造成的拖累所抵消。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不僅可能推高通脹，抵消減稅效果，還將形成政策內耗。
法律與政治阻力。特朗普依然面臨法律與政治阻力，全面廢除甚至重新調整已有法案仍是一項艱巨任務。即使共和黨控制兩院，特朗普也未必能隨心所欲。目前特朗普並不具備對共和黨的絕對控制優勢，共和党參議員選擇約翰·圖恩擔任參議院共和黨領袖，而不是明顯傾向特朗普陣營的佛羅里達州議員里克·斯科特，說明部分議員可能試圖重新彰顯其獨立性。特朗普第一任期曾試圖推翻“奧巴馬醫保”，但由於共和党參議員約翰‧麥凱恩拒絕投票支持而最終失敗。此外，他最初承諾和推動的的基建方案也在早期就遭遇流產。當前，特朗普想削弱《通貨膨脹削減法》（IRA），收回用於電動車等清潔能源方面的資金，但要採取重大行動需要制定新法案，鑒於共和黨在眾議院優勢很小，且許多共和黨選區已經或將受益於IRA支持的項目，這項法案可能很難通過。
此外，特朗普經濟團隊也存在內部矛盾與派系衝突。這種內鬥在內閣組建過程中就初見端倪，當時各路人馬前往海湖莊園爭取職位、相互攻擊。特朗普經濟團隊既有具備專業能力、能在政府內部平衡特朗普政策的“穩定者”，也有可能引發混亂或加劇爭議的“破壞者”；既有讓市場放心的華爾街代表，也有明確支持關稅政策的國際貿易法專家賈米森·格里爾和推崇總統集權的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羅素·沃特。特朗普能融合不同意見還是激發衝突，也是未知數。在市場看來，華爾街派也許不會改變關稅政策，但對國際談判的態度更加開放，從而使關稅政策以循序漸進、破壞性更小的方式推進。在涉及關稅談判時，華爾街派和關稅派之間有可能存在要價和談判策略的不同。此外，因多位經濟團隊人員的商業和金融背景與利益廣泛交織，外界擔憂這些利益難以與政府事務徹底脫鉤，從而可能引發潛在的利益衝突，進而削弱特朗普政府與他國談判策略的效果。
總之，特朗普第二任期經濟施政面臨多重阻礙，其政策本身有內在矛盾，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或不及預期，而政策的執行也可能因為內耗和政治掣肘而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