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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月21日，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會見印度外長蘇傑生、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和日本外相岩屋毅。（圖片：路透社） |
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印度外長蘇傑生和日本外相岩屋毅出席了特朗普第二任就職典禮。藉此機會，美國國務卿馬克·魯比奧在當天接待了這三國外長，舉行了四方安全對話會議。蘇傑生在社交媒體X（原Twitter）上表示，“四方安全對話（外長會議）在特朗普政府就職後數小時內舉行，意義重大”。他還說，“這凸顯了四方安全對話在其成員國外交政策中的優先地位”。
此外，四方安全對話會議期間，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出席了華盛頓的就職典禮，其重要意義也引起了中國觀察人士的關注——華盛頓發出的信號是明確的。
四方安全對話是由四個“民主國家”組成的聯盟，起源於2004年印度洋海嘯後的救災行動，當時，這四個國家協調管理對受災印度洋國家的援助和救災工作。三年後，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式提議並推動四國利用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開展合作，以加強地區穩定。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四方安全對話呈現反華態勢。進行政策評估之後，澳大利亞曾退出這個被視為反華的組織，然而，在向右轉並對中國崛起日益警惕之後，這四國在2017年馬尼拉東盟峰會期間再度聚首，重新啟動了四國安全對話。那時起，四國年度會議的形式和頻率有所擴增，而且討論問題的範圍和深度也顯著擴大。
在華盛頓舉行的會議上，四國一致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感到擔憂，並“重申致力於共同合作”。這表明特朗普開始第二任期後，對抗中國是他的首要任務。他們還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稱四國官員將定期會面，為今年晚些時候在印度舉行的四國領導人峰會做準備。
諷刺的是，這些國家都承諾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但在台灣問題上，它們“強烈反對任何試圖以武力或脅迫手段改變現狀的單方面行動”，而中國認為台灣是一個叛離省。在後來發表的一份聲明裡，日本也提到了東海和南海的領土爭端，而中國認為這些問題是核心國家利益。
除了價值10億美元的後疫情時代疫苗接種計劃（預計印度將成為主要受益者），四方安全對話還推出了其他幾項舉措，包括四方印太地區物流網絡試點項目、四方未來港口夥伴關係和四方海上船舶觀察團。然而，官僚主義阻礙着疫苗接種計劃的全面實施。
該組織邁向軍事合作的第一步，是在2024年9月拜登的告別峰會上。當時，四方國家同意舉行聯合海岸警衛隊演習。海岸警衛隊在和平時期作為非軍事化部隊運作，但戰時接受軍事指揮，因此，四方聯盟是保持了名義上的非軍事姿態。然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一演習表明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正在逐漸演變為一個大規模的軍事聯盟，可能成為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的延伸。無論如何，這清楚地反映出四方國家日益重視硬實力。
四方安全對話中的三個國家，即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是安全盟友，在經濟、技術和國防領域有着緊密的聯繫。印度是其他三個國家的重要經濟和技術合作夥伴。2016年以來，美國已將印度視為主要防務合作夥伴。印度秉承不結盟外交政策的傳統，仍不願成為軍事聯盟里的條約盟友，但它仍然與其他三個國家一起參加了以印度西海岸命名的馬拉巴爾海軍演習。這些演習沒有正式被稱為“四方演習”，可能表明印度不願完全加入軍事聯盟。由於印度不願對中國採取對抗立場，四方安全對話的凝聚力和自信程度低於部分成員國的預期。
與美國主導的其他亞太地區聯盟一樣，四方安全對話表面上是和平合作，但實質上是對中國的制衡。儘管四方安全對話確定了一些發展計劃，但沒有一個成員國能夠像中國那樣提供豐厚的資金。過去十年，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已在147個國家投資約1萬億美元。相比之下，1948年，美國根據馬歇爾計劃撥款130億美元重建西歐。因此，四方安全對話無法替代中國，成為亞太地區小國的資金來源。
雖然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崛起對“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構成了挑戰，但中國認為，這是一個“基於美國規則的秩序”。從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構想開始，四方安全對話的目標就很明顯：成為軍事聯盟，以維護安倍所說的自由和獨立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現在，四方安全對話發起國的主要關注點似乎就是將印度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納入一個軍事聯盟，以便在未來制衡中國。
儘管面臨壓力，印度仍不願加入公開的軍事聯盟，這使得該組織轉而在衛生安全、債務管理、區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新興技術和海上安全信息共享方面進行合作，但這讓四方安全對話遠未成為安倍晉三所說的“亞洲北約”的核心。
四方安全對話很可能仍是這些國家的小型多邊組織。由於無法像中國那樣提供豐厚的投資以及印度不願加入軍事聯盟，它將無法追趕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