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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戰爭後，主流分析認為，日漸衰落的美國正從中東抽身——唐納德·特朗普對代價高昂的干預行動公開表示鄙夷並宣稱自己“痴迷於和平”似乎強化了這種看法。
然而，特朗普的政策卻與其言辭背道而馳。他的政府拒絕提供傳統公共產品（如部署軍隊或國家重建），卻執着地追求霸權紅利。為此，一種誘人但危險的錯覺主導了華盛頓的中東政策——即美國可以在不承擔大部分責任的情況下，坐享在該地區的霸權紅利。這可以稱作“低成本霸權”。但隨着美伊不斷擴大的直接衝突硝煙漸濃，讓五角大樓速戰速決的預測落空，低成本霸權的局限性終於暴露無遺。
美國將主導權委託給地區代理人，並自詡為超然的和平締造者與規則制定者，這一策略已然失敗。美國試圖推行的低成本霸權模式正因其誤判而面臨嚴峻挑戰。
後伊拉克時代讓美國民眾對軍事干預產生深深的厭倦。意識到這一點，當前美國海灣政策的策劃者尋求了一條中間道路。他們不希望完全撤出，因為中東對能源市場和全球物流仍至關重要。但他們也拒絕承諾投入大規模“地面部隊”，而這正是美國在該地區發揮實質性作用所必需的。
由此而形成的策略（低成本霸權）基於兩大支柱。第一是《亞伯拉罕協議》，這是一次重要的地緣政治重組。通過將地區焦點從看似無解的巴勒斯坦問題，轉向海灣國家對伊朗的敵意，華盛頓希望打造一個自我維繫的安全陣營。其邏輯冷酷而精妙：培植一個共同敵人，讓該地區實現自我管控。
第二個支柱是將安全執法外包給以色列。在這一框架下，以色列不再僅僅是一個民主盟友，而成為了地區“警長”。美國認為，通過授權以色列對所謂“抵抗軸心”發動暗殺和打擊的隱秘戰爭，自己就能遠距離維持現狀。華盛頓提供武器裝備，並在聯合國提供外交掩護，以色列則負責實施軍事打擊。
在華盛頓戰略家的這一跨國設計中，中東和平並非道德目標或人道主義訴求，而是一種戰略武器。通過促成以色列與多個阿拉伯國家實現關係正常化，美國試圖鞏固自己離岸平衡手的地位，目的是控制其地區盟友與伊朗之間的敵意，並推動以色列與地區盟友的和解進程。
本屆政府提出“以實力求和平”的口號，但用詞不當。實際上，它一直是“通過混亂管理實現控制”。美國放任以色列打擊加沙和黎巴嫩境內的伊朗代理人，希望藉此打造一個全新的中東，讓伊朗被削弱到別無選擇，只能接受美國的條件。
在加沙衝突初期，這種算計似乎一度奏效。美國一邊支持以色列發動21世紀最猛烈的轟炸，一邊偽裝成唯一有能力約束盟友、防止地區爆發全面戰火的大國。這形成了一種矛盾的槓桿效應。美國獲取權威的方式並非阻止衝突，而是調控衝突的激烈程度。
然而，在與伊朗的對抗中，美國這個打折的超級大國模式日益遭遇強烈反噬。如今，隨着衝突進入直接升級的第三周，特朗普的閃電攻勢已然停滯。華盛頓非但沒有看到德黑蘭抵抗意志的迅速瓦解，反而陷入自己極力避免的陷阱，即資源不斷被吸入地區衝突黑洞。部署原在韓國的“薩德”反導系統，以及從太平洋調派海軍陸戰隊，都是這一失敗的明顯跡象。
事實上，“打扣的超級大國”模式失敗並不令人意外，其根本原因正是美國一直試圖避免的霸權過度擴張。為何低成本霸權會失敗？答案是，美國不切實際地低估了踐踏對手底線所需要的代價，同時高估了自己對盟友冒險行動的控制力。
華盛頓從根本上低估了伊朗面對生存威脅時的韌性。美以對伊朗最高領袖的所謂“斬首行動”，似乎基於冷酷的三點算計：其一，清除核心人物會引發精英階層恐慌；其二，民眾對阿里·哈梅內伊的不滿會促使反對派走上街頭；其三，展示壓倒性空中優勢將起到“震懾”作用，迫使德黑蘭回到談判桌前。
這三點假設均事與願違。儘管最高領袖是國家的核心，但伊朗是伊斯蘭共和國，而非傳統君主制國家。通過伊斯蘭革命衛隊及其他根深蒂固的機構，該政權培育了一個龐大的精英集團，其生存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一人之死，並不會改變這一階層為維護自身利益捍衛現有體制的集體意願。
此外，儘管伊朗民眾對經濟深感不滿，但這個國家的數千年文明孕育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懷。民眾能清晰區分對政權的不滿和對國家的熱愛。對其領導人的襲擊非但沒有分裂民眾，反而引發“團結在國旗周圍”效應，以國家生存之名統合了分裂的民心。
最後，正如威懾理論所指出的，軍事壓力對機會主義目標有效，對核心國家利益則不然。有限、精準的打擊或許能為外交留下空間，但刺殺國家元首以及襲擊學校等民用目標造成的附帶損害，將伊朗逼到了懸崖邊緣，徹底扼殺了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希望。
華盛頓已陷入典型的被盟友牽連困境。上世紀70年代，亨利·基辛格巧妙地平衡了對以色列的支持和促成埃及和平所需的槓桿。而如今，美國讓以色列成為地區的全權執法者，實際上已交出了主導權。
起初，人們曾希望特朗普與以色列領導層的密切關係，能讓他約束以色列對“絕對安全”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展現了這種能力，如促成加沙停火，以及去年以色列與伊朗衝突的停火。但正如前美國官員喬·肯特辭職時所言，美國如今已被盟友拖入一場更廣泛的戰爭。
華盛頓似乎高估了自己控制夥伴及衝突升級節奏的能力。與目標更為激進（如徹底更迭政權）的盟友一同捲入衝突，這讓協調退出戰略幾乎不可能。這種風險，正是美國在1991年海灣戰爭和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將以色列排除在軍事聯盟之外的原因。特朗普政府任由自己被引導（或誤導）捲入當前對抗，便已然進入失控升級的未知水域。
越來越明顯的是，隨着美國對伊朗戰爭的持續，不斷攀升的代價將成為美國在中東主導地位的分水嶺。如果美國想要繼續領導，就必須努力去做艱苦且代價高昂的真正外交工作，這一過程要尊重所有地區利益相關方的核心利益，並承認穩定無法靠赤裸裸的軍事力量來強制實現。
低成本霸權的時代已然落幕。華盛頓如今面臨一個嚴峻的選擇：要麼為其領導地位支付真正的外交和政治代價，要麼就準備交出它既無力承擔、也無法有效管控地區的主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