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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勝出，其與美國科技界精英之間的密切關係成為此次大選的重要看點。太空探索公司（Space X）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帕蘭蒂爾公司（Palantir）創始人彼得·蒂爾、硅谷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森等人為特朗普競選募集大量資金，其中一些人士還直接參与競選活動。當選副總統詹姆斯·萬斯與硅谷科技界也有極為深厚的聯繫，此前他在彼得·蒂爾等人的支持下成功當選美國聯邦參議員，並逐步進入特朗普的政治核心圈。
技術因素不僅成為美國國內政治的關鍵變量，而且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產生重要影響。近年來，在美國宣揚對華戰略競爭的背景下，科技領域的大國博弈持續升溫，科技政策的“安全化”現象日益突出。美國國家安全部門與科技界之間的聯繫越發緊密，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領域的高技術企業、技術產業協會、研究科技競爭問題的專家和智庫等，成為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關鍵合作對象。作為軍事-工業複合體在地緣技術時代的新變體，日益壯大的技術-安全複合體成為美國霸權護持的關鍵支撐，其對中美博弈的影響值得高度重視。
拜登政府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宣稱，中美較量迎來“決定性十年”。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表示，美國需要駕馭數字革命的“第三波浪潮”，根據新的地緣政治現實調整技術保護工具，不應繼續堅持“按比例計算”（a sliding scale）的路徑，而是需要儘力拉開美國與對手之間的技術實力差距。近年來，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與英偉達、微軟等美國科技企業保持密切關係，要求後者在處理對華關係時更加重視國家安全考量，嚴格遵守美國政府的出口管制規定，防止先進芯片等高技術產品被中方“濫用”。
負責科技政策的美國政府部門也展現出“安全化”的導向。現任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阿拉提·普拉巴卡曾任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局長，他擁有在硅谷高技術企業、風險投資機構、斯坦福大學任職的經歷，是冷戰結束後首位國防部出身的白宮最高科技官員。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還設有專門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副主任。值得注意的是，國家安全因素的影響也在向基礎科學研究領域快速擴展。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出台新的規定，加大應對國家安全風險，與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機構共同審查科研資助立項，管控和限制美國科學界與中國之間的合作。
此外，美國國會和私營部門中的“技術鷹派”勢力不斷增進互動，從立法層麵塑造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近年來，在美國國會議員提出的數百項涉華法案中，與技術相關的內容日趨增多。曾是科技企業創始人的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馬克·華納宣稱，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技術競爭事關國家安全的一切”。2024年2月，美國眾議院成立由兩黨議員組成的人工智能工作組，旨在通過促進相關立法行動，在人工智能領域確保對華技術領先。
圍繞對華技術遏壓問題，美國國會與高科技企業、風險投資機構等力量之間持續深化溝通協調。在硅谷擁有豐富職業經歷和人脈關係的賈考伯·赫爾伯格推動創立山谷論壇（The Hill and Valley Forum），這一機制集中體現出硅谷與美國政府之間在技術民族主義方面日益趨同。赫爾伯格聲稱，山谷論壇將國會山的立法者與硅谷的科技精英聚合起來，是一個“旨在贏得與中國的第二次冷戰”的聯盟。赫爾伯格被特朗普提名擔任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除了赫爾伯格，安杜里爾公司首席執行官帕爾默·拉基等持右翼政治立場的硅谷科技精英，也對中國持強硬態度，甚至鼓吹中美軍事衝突難以避免。
再者，專註於研究安全、大國技術競爭、科技外交等議題的美國智庫和諮詢機構興起，國家安全精英與科技界之間的“旋轉門”現象突出，為技術-安全複合體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近年來，科技與國家安全問題成為美國智庫界的關注重點，一批新的機構日益活躍。例如，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研究中心藉助其在華盛頓的地理優勢以及喬治城大學在美國情報界和國家安全部門的特殊影響力，成為智庫界新星。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擔任副國務卿的基思·克拉奇推動建立普渡大學技術外交中心，這是全球首個聚焦技術與外交交叉領域問題研究的智庫，並將中美競爭作為研究重點。
一些機構雖是更具商業屬性的諮詢公司，但也帶有智庫性質，它們與美國國家安全部門、國會等保持着密切合作。這些機構對高科技研發和產業生態的了解往往更為深入，在技術-安全複合體中佔據特殊地位。例如，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在推動美國對華科技遏壓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該機構主席羅伯特·阿特金森等人渲染中國在半導體、通信和網絡安全、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領域給美國帶來的挑戰，炮製“創新重商主義”（innovation mercantilism）等涉華負面標籤，主張美國應加快構建更加重視安全因素的新型國家創新體系。
對技術-安全複合體而言，美國國家安全官員與智庫、科技界精英之間的角色互換頗為重要，通過“旋轉門”體制，美國對華技術遏壓的“全社會”（whole-of-society）模式加快建立。例如，曾任國家安全委員會技術事務協調員、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副主任的傑森·馬蒂尼在2022年轉任知名智庫蘭德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此人在拜登政府對華科技政策方面扮演關鍵角色。開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的董事會成員包括中央情報局特工出身的前聯邦眾議員維爾·赫德、曾任國家安全局局長兼網絡司令部司令的保羅·中曾根，這些人士在對華態度上持強硬立場。
總之，科技界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之間的聯繫正在變得越發緊密，這一趨勢在特朗普新政府就職後會更為突出。很大程度上，技術-安全複合體是美國實施“大國競爭”戰略的產物，是美國對華政策“泛安全化”的重要驅動者。它與冷戰時期的軍事-工業複合體既有聯繫也有區別，其對中美關係的長期影響值得展開更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