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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一直都非常困難，而預測當前的美國候任總統則是難上加難。唐納德·特朗普不僅說話隨意，經常改變立場，還把不可預測性視為有用的談判工具。不過，通過他的競選聲明、高級官員的任命和他的第一任期表現，外界可以大致了解他的外交政策。
在華盛頓，人們常說“人事就是政策”。儘管我們已經知道特朗普希望由誰擔任關鍵職位，但問題是他們表達的觀點有時相互衝突。特朗普現在竭盡全力避開第一任期內對其施加限制的傳統共和黨人，這次他選擇人選的共同點是對其忠誠。但是，即使這種品質也無法幫助我們預測他的政策。
在中國問題上，特朗普挑選的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是參議員馬可·盧比奧和眾議員邁克爾·沃爾茲。二人都是著名的“鷹派”，認為中國是主要威脅，需要做出強烈回應。通過他的競選活動，我們還知道特朗普希望對來自盟友的進口產品徵收新關稅，甚至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徵收更高的關稅。
特朗普已經宣布計劃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的進口產品徵收關稅，我們當然認為他會開徵新關稅。但關稅的稅率、期限和豁免條件仍不確定，而且受國內政治壓力和特朗普個人意願的影響。正如他的財政部長人選斯科特·貝森特最近所說：“我認為，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升級局勢以緩和局勢。在他的政府里，我的目標是拯救國際貿易。”
同樣不確定的，是特朗普將如何應對美國貿易夥伴的報復。如果針鋒相對的貿易戰導致關稅和物價上漲，通脹的捲土重來可能引發國內政治反彈。由於特朗普對自己達成協議的能力引以為豪，他可能尋求妥協。他會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美國減少對台灣的支持，以換取一項他視為勝利的貿易協議嗎？美國的一些亞洲盟友擔心的正是這種情況。
從特朗普的競選言論和此前的任期表現來看，我們預計他會貶低多邊主義和聯盟。他承諾再次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增加國內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產和出口。儘管美國可再生能源的價格一直下降，但他的政策是否能夠降低這些行業的相對成本競爭力，從而抵消這種有利的市場效應，仍有待觀察。
在中東，特朗普競選時的各類聲明都是無條件支持以色列。他仍然為促成《亞伯拉罕協議》而感到自豪——該協議使得以色列與四個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實現正常化。拜登政府試圖通過誘使沙特阿拉伯承認以色列來鞏固這一突破時，沙特提出了一項前提條件：以色列必須採取措施建立巴勒斯坦國。但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右翼聯盟堅決反對兩國方案。以色列公眾對這種方案的支持率原來就非常低迷，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發動襲擊以來，他們對這種方案的支持率進一步下降。無疑，特朗普希望延續他此前在該地區取得的成功，但誰也不知道他會怎麼做。
談到歐洲和北約，特朗普在競選期間表示，他將“在一天之內”結束烏克蘭戰爭。我們知道這不會發生，但他如何通過談判實現停戰，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一種可能是減少對烏克蘭的援助，削弱其談判地位，使其不得不接受俄羅斯的條件。或者，暫時延長對烏克蘭的支持，朝着“朝鮮解決方案”邁進。
在後一種情況下，目前的前線將成為非軍事區，由聯合國或者歐洲維和部隊駐紮。如果俄羅斯想重啟戰爭，就必須迫使這些部隊撤離。烏克蘭可以繼續對頓巴斯等地區宣稱主權，但很可能無法加入北約。相反，如果俄羅斯罔顧非軍事區，一些國家（“烏克蘭之友”）可能會主動向烏克蘭提供援助。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會利用他優於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談判能力，來達成這樣的妥協。但是，如果他考慮的是自己的政治遺產，達成協議肯定很有吸引力。
即使基於競選聲明和人事選擇的預測讓我們感到不確定，我們至少可以從美國外交政策的歷史傳統中找到特朗普的定位。在他的第一次就職演說里，他宣稱：“從今天起，我們將把美國置於首位……我們不會將我們的生活方式強加於任何人，而是期望我們的生活方式能夠光耀世界，成為大家追隨的榜樣。”這種觀點符合美國外交政策的“山巔之城”策略。這種策略擁有悠久的歷史；它不是孤立主義，但它避免行動主義。
相比之下，20世紀時，伍德羅·威爾遜尋求一種能夠確保世界民主安全的外交政策，約翰·F·肯尼迪敦促美國人考慮他們能為世界其他國家做些什麼，並於1961年成立了和平隊。吉米·卡特將人權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關注點，喬治·W·布殊的國際戰略建立在兩大支柱之上：領導日益壯大的全球民主國家共同體和促進自由、正義與人類尊嚴。
似乎可以肯定的一個預測是，特朗普對待這個世界的做法將更多地符合第一項傳統，而非第二項傳統。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Anticipating Trump's Foreign 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