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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前言：
2025年新年伊始，中美聚焦採訪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戰略研究院創始院長王緝思，展望中美關係未來四年發展的多種局面。
王緝思教授認為，未來四年的中美關係發展，悲觀之處，主要是兩國的主流社會輿論、敘事框架仍將對方視為主要的外部經濟和安全威脅；不悲觀之處，在於政策是由兩國領導人和政府高層決定的，事在人為，如果兩國領導人在未來加強溝通，尋求利益的交匯點，形成更多戰略共識，情況未必越來越差。只有摒棄零和博弈的競爭思維，中美關係才會有更好的前途。
王緝思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為美國外交、中美關係、亞太安全。2005年和2012年美國《外交政策》將其評為全球百大思想者。
以下是採訪的全文：
中美聚焦：您對中美關係的看法在過去二十年中發生了變化。在您的早期工作中，您對合作夥伴關係的潛力表示樂觀。然而，最近，您提出了對關係惡化和衝突風險的擔憂，甚至使用了“熱和平”一詞。哪些因素塑造了您這種思維演變？
王緝思：過去二十年間我對中美關係的看法的確發生了很大變化。二十年前我對中美合作的潛力持樂觀態度，而近年來我對中美關係惡化和衝突風險表示擔憂，甚至使用了“熱和平”一詞。其實早在三十年前我就曾使用過這一詞語，當時意指中美關係在溫度上的“熱”，如今是指爭吵和可能發生戰爭的“熱”。
回顧過去二十年間中美關係的發展歷程，2004年至2005年左右中美關係的一大變化是雙方都認為“兩國關係處於歷史最好時期”。錢其琛副總理認同時任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的這一論斷，並表示中美關係“還可以更好”。2005年，時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提出了“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概念，中國對此也做了積極回應。我還專程赴美國國務院與佐利克交換意見，說我們贊成對中美關係的這個設想。
中美關係逐漸惡化，始於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這場金融危機不僅是經濟領域的問題，更加深了美國國內的社會和政治分裂。“茶黨”運動和“佔領華爾街”運動先後興起。“茶黨”代表的右派認為奧巴馬政府的改革損害了自身利益，他們的民眾基礎同如今特朗普的擁躉有着一脈相承的淵源。“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左派指責金融市場被“華爾街肥貓”壟斷，導致貧富差距加劇。美國國內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進一步惡化，出現了“諉過於外”的情緒，塑造了一個“中國在世界上和在美國國內都損害了美國利益、搶了美國人飯碗”的敘事。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同中國開展貿易戰，同時台灣、南海等問題的矛盾也激化了。中美兩國的國內政治在2010年前後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中國方面，若干級別很高的黨政軍官員2012年後因腐敗問題而下台，中國共產黨加強了反腐力度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強調在國際關係領域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中國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大大加強了國家安全在政治生活中的權重，推出了一系列抵禦西方政治滲透的法律法規。在這一環境下，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和態度發生了深刻變化，政策開始轉變到對華全面遏制。
中美聚焦：當您展望未來四年時，您對中美關係是更樂觀還是更不樂觀，為什麼？
王緝思：在認為兩國關係是“歷史最佳時期”的本世紀初，很少有人能預見今天的局面。這讓我反思當年的樂觀預期，但同時我也認為這種變化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中美關係的決定性因素在於兩國國內政治的變化，而非兩國實力對比的變化，即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未來四年，兩國力量對比不會產生顛覆性變化，但兩國國內的政治局勢可能會有變化和發展。比如，特朗普以巨大的政治優勢再次執政，突破了很多人的預期，而未來四年他的執政方式和內外政策走向也難以準確預料。因此我對未來四年的中美關係發展，很難持明確的樂觀或悲觀態度。悲觀之處，主要是兩國的主流社會輿論、敘事框架仍將對方視為主要的外部經濟和安全威脅，這在未來四年恐怕不會變化。不悲觀之處，在於政策是由兩國領導人和政府高層決定的，事在人為。如果兩國領導人在未來加強溝通，尋求利益的交匯點，形成更多戰略共識，情況未必越來越差。另外，輿論環境往往由政治精英塑造，中美高層關係好了，也可以引導輿論轉向。例如，與拜登不同，特朗普在目前的候任階段便幾次表示希望與中國加強溝通，共同處理國際事務，還邀請中國領導人參加他的總統就職典禮。當然，他的口頭善意能否落實到美方的行動上，還有待觀察。如果特朗普上台後，美方在對華實際行動上能跟得上他的積極表態，那麼中美之間就能形成更多共識，兩國關係未必沒有改善的可能。
中美聚焦：這些年來，全球許多地方的安全局勢緊張，大國戰略競爭加劇，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在特朗普第二屆政府即將上台的情況下，您如何預測美國跟（中國以外的）其他大國的關係？這些關係對中美關係會造成什麼影響？
王緝思：中美關係的變化及兩國國內的發展變化，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到世界大局變化的影響。當前全球局勢中一個令人擔憂的普遍現象，是各國國內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矛盾激化。放眼歐洲，德國2025年初選舉、法國政局動蕩的結果仍未可知。俄羅斯在俄烏衝突中力量受到削弱，經濟很難長期向好。美國國內的收入分配問題、深層社會矛盾、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影響它的政治和外交的重要因素。世界範圍內，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氣候變化、移民與難民問題、公共衛生危機等一系列問題疊加，造成了世界局勢的深刻變化，而大國競爭的加劇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發生的。許多國家將自身國內問題歸咎於外部因素，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相互交織。上述國際因素對中美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但中美關係的關鍵還是在於兩國國內的發展，前景既不必過於悲觀，也沒有很多理由樂觀。至於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相比於拜登政府時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歐關係可能出現更多的意見分歧，歐洲各國的對美態度也不盡一致。儘管日本和韓國國內政治發生了微妙改變，但美國在東亞的同盟體系仍然堅固。印度的對外政策更趨獨立，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這讓我想起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對外政策，即與所有國家都保持友好關係，盡量避免樹敵，這是非常明智的。基於此，美印關係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我認為。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在國際上仍佔據相當大的主動權，是兩強並立的格局，但並未出現和冷戰時期相似的兩極格局。我指的是蘇聯當時掌握着對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主導權，還有華約這個軍事同盟，而中國同俄羅斯、朝鮮、伊朗等國的關係是“結伴而不結盟”，沒有形成蘇聯那樣一個“極”。
中美聚焦：俄烏衝突、中東衝突，美國都介入了，而中國對地區衝突的態度是勸談促和，讓衝突儘快平息下來，以利於世界的和平發展。在地區衝突問題上，中美雙方有共同的利益訴求嗎，有可能協調合作嗎？
王緝思：我認為美俄關係是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變量。特朗普雖然表示與普京關係友好，並希望儘快解決俄烏衝突，但美國對俄政策還要取決於美國政治精英與輿論，而非取決於特朗普一個人對俄羅斯的看法。如果美俄關係不出現顯著變化，那麼中美俄大三角關係也不會出現太大變化。必須看到，中美兩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與其他主要國家的差距正在拉大，但印度的崛起是個例外，值得關注。不過，印度短期內難以對中美形成實質性挑戰。關於俄烏衝突和中東衝突中美國的介入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些衝突削弱了美國，使它無法集中精力在亞太地區對中國形成更大壓力，所以中國可以任其發展，不必調解。我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首先，中國政府在地區衝突中的“勸談促和”，並非僅是表面的外交姿態，而是基於對全球經濟的深刻認識。俄烏衝突、中東衝突以及其他地區的衝突，都是經濟全球化的逆流，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衝擊，作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國的經濟利益深受這些衝突的影響，例如“一帶一路”沿線的許多地區因衝突而局勢緊張，包括烏克蘭及其周邊地區，這些衝突直接損害了中國的經濟拓展和投資環境。因此中國的和平主張是真誠的，希望推動地區穩定、恢復經濟發展。其次，我們無法驗證的是，假如沒有俄烏衝突和中東動亂，中美關係就會比現在更糟。第三，地區衝突造成大批人員傷亡，生靈塗炭，出於國際道義考慮，中國不能袖手旁觀。事實上我們看到，中美、中歐關係因俄烏衝突而受到了負面影響，假如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採取措施推動衝突平息，未必是對中國不利的。重要的是要避免陷入零和思維，即認為對美國有利的事必然對中國不利，反之亦然。實際上，中美在緩解地區衝突、恢復動亂地區經濟等方面可以找到利益的交匯點。中美合作不僅限於掃毒、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兩國在國際安全的其他領域，也存在協調合作的可能性。
《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近日撰文指出，當今世界面臨三個劃時代的挑戰，即失控的人工智能、氣候變化和崩潰國家及地區的動亂，這三個挑戰都需要中美雙方進行合作。我認為，他這個觀點是有戰略價值的。中美未來能否拋棄零和思維，在地區衝突、全球治理等問題上形成戰略共識，是雙方關係發展的關鍵。上述挑戰不僅涉及中美自身利益，也關乎全球的和平與穩定。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正是基於這一邏輯，希望通過合作推動全球的共同繁榮與安全。
中美聚焦：台灣問題被視為中國的“核心利益”，而美國仍然在不斷試探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的底線，這是緊張局勢的重要根源。在特朗普的下一個任期里，台灣的緊張局勢會不會失控，甚至爆發中美之間的戰爭？
王緝思：關於台灣問題，特朗普在當選前後曾對“如果台灣發生衝突，美國是否直接介入”的問題保持迴避，這一態度可被視為積極跡象，表明他意識到台灣局勢一旦失控，將迫使美國捲入兩岸軍事衝突，這是他所不願意看到的。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內，島內“台獨”傾向有繼續發展的危險，中國大陸對此持嚴厲的批評態度，加大了對“台獨”的軍事、政治、經濟壓力。從整體上看，中美兩國都不希望因台海兩岸衝突而導致直接戰爭，兩國政府多次重申“和平共處”的原則。中國方面對於“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主張是認真的，也是實質性的政策目標。從最近幾個月的動向來看，不論是拜登政府還是即將上台的特朗普政府，都對“台獨”傾向抬頭持有顧慮，通過不同渠道向台灣地區領導人傳遞信號，表明不希望“台獨”脫軌，越過“紅線”。美國政府一再重申不支持“台獨”，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我認為特朗普政府會重申這一立場。這種表態並非單純的外交辭令，而是對“台獨”導致中美衝突爆發可能性的擔憂。美國顯然不希望台灣問題惡化到中國大陸被迫動武的地步。我認為未來幾年台海局勢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管控，不太可能發展到中美之間爆發戰爭的地步。關鍵是雙方明確底線，爭取完善在相關地區的危機預防和管控機制。
中美聚焦：2020年1月，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內，中美通過艱苦的談判，達成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今年特朗普當選總統前後，一直威脅要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加征高額關稅。展望未來幾年，中美經貿摩擦會加劇，還是有可能緩和，走到中國希望的“合作共贏”的軌道上？在中美經貿關係中，中美兩國企業界可以起到一些積極作用嗎？
王緝思：經貿方面，候任總統特朗普曾宣稱要對中國增加60%以上的關稅，並且對其他與美國有貿易順差的國家也採取提高關稅的措施。這一表態部分是在虛張聲勢，高關稅實施後美國國內的經濟利益也會一併受損。中美未來經貿摩擦是否加劇將取決於特朗普上台後具體的貿易政策，在尖端技術、電動汽車、稀有金屬等領域的摩擦可能會加劇，但同兩國民生相關的產品方面依然存在合作空間。兩國企業在此過程中依然扮演着積極的角色，起着“減壓閥”的作用。我個人與中美兩國的企業界人士都有聯繫，許多中國企業家，包括民營和國有企業，都希望擴大中美經貿交往，不要“脫鉤斷鏈”。美國企業家也普遍希望他們在中國的經濟利益能得到保障。雖然由於受到國內“政治正確”的壓力，他們往往難以公開表態，但他們都努力對美國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和國會施加影響。
最近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訪華時和我交談，他對一些中方人士提出的中美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一概念很感興趣，甚至想在理論上加以發揮。我對他說，這實際上體現了中國人的一種文化智慧和理性思維方式。在經貿方面，所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中國的部分產品融入了美國的技術和資金，美國的很多製造業也離不開中國的零部件、原料和勞工，表明雙方在產業鏈供應鏈中的深度相互依存。
中美聚焦：您在2012年與美國學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合寫了一篇報告，提出“中美戰略互疑”（China-US strategic distrust）的命題，希望兩國增加戰略互信，避免衝突。在過去的十幾年裡，中美戰略互疑似乎增加而不是減少了。您對兩國政府、兩國社會加強相互了解，減少誤解，有什麼期待和建議？
王緝思：當年我們提出的“中美戰略互疑”現在大大加深了。現在美方最大的懷疑，是中國的戰略意圖是要破壞以至顛覆美國企圖維護的世界秩序，取代美國的霸權地位。中方反覆否定這種戰略意圖，美方卻越來越認定自己的判斷，而且強調隨着中國實力的增強，會強化中國同美國爭霸的意圖。中國對美國的最大懷疑，是美國企圖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美方反覆聲稱“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中方完全不能相信。這種戰略互疑，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減少。我希望民間往來的逐步增加，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這種疑慮，但對這點不抱信心。
中美聚焦：您認為中美兩國的國內敘事，特別是那些將對方國家塑造成競爭對手或威脅的敘事，是否會越來越阻礙雙邊關係的發展？可以做些什麼來重塑這些敘事，以實現更具建設性的對話？
王緝思：中國官方提出，處理中美關係的原則是“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相互尊重就是雙方要尊重對方的國內體制、發展道路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此基礎上和平共處，進一步合作共贏。美國把中美關係定義為“長期的戰略競爭”，甚至是要“競勝”（outcompete）中國。中國官方不接受用“競爭”這個詞來定義中美關係，因為當“競爭”被定義為兩國關係的核心時，合作的可能性就會降低，且結果是要爭出“贏家”。中國講的“合作共贏”，我的理解是競爭可能長期存在，但結果不一定會有確定的“贏家”，最好是沒有“輸家”。
有些人認為現在中美關係處於“戰略相持”階段，我對這種提法持保留態度。“戰略相持”，首先讓我們聯想到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發表的“論持久戰”。毛澤東提出，抗日戰爭將劃分為三個階段，即敵人戰略進攻、雙方戰略相持、我方戰略反攻，最終戰而勝之。如果我們把今天的中美關係定義為“戰略相持”，就意味着在一段時間後我們會對美國有個“大反攻”，徹底戰勝它。這樣表述，就在不知不覺中落入美國的“競贏”思維框架。我們看到的現實前景，是沒有一方會徹底失敗，不會出現“大反攻”。換句話說，我們希望這種競爭出現合作共贏的局面。如果我們接受了美國的“競爭”口號，就可能陷入冷戰思維，跟美國斗個你死我活。
中國的文化智慧並不是不承認有競爭，而是爭取在競爭中共贏，避免迎頭相撞導致“共輸”。中美兩國應該競爭的，是哪個國家的國內更團結穩定，民眾過的日子更好，生態環境更宜人，在世界上得到更多國家的擁護。美國國內出現的各種困難和問題，對中國並不是有利的。例如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孤立主義上升，排外情緒加劇，會影響中國在美國的經濟利益，影響在美華人和中國公民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影響兩國企業家和學者的相互交流。中國人並不希望看到美國更混亂、國內矛盾更激化的局面。反過來，美國人也不應該希望看到中國經濟出現困難，縮小對外交往的規模。中國的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會給美國帶來更多機遇。只有摒棄零和博弈的競爭思維，中美關係才會有更好的前途。
此文由李偲寧整理。中美聚焦獨家發佈，版權所有。轉載請註明版權和來源，不得歪曲和篡改本網站所發佈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