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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8日將是“中拉論壇”正式運營十周年。十年來，論壇有力推動了中拉整體合作和雙邊合作進入“快軌道”，中國成為拉美主要經濟體巴西、智利、秘魯等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國，中拉年貿易額有望突破5000億美元。面對“後院”中國因素的快速增長以及美國掌控力的下降，美國政學商界五味雜陳，總體呈現“舒適度遞減、對沖呼聲遞增”的態勢。
梳理近年美國各界對於中拉關係快速升溫的觀點與主張，新舊論調大體分為四類。其一，中國這個“新鄰居”已成為美國西半球戰略安全的最大威脅。這類觀點聲稱，中國在拉美的投資項目軍民兩用，深空間、資源衛星、5G技術、港口等項目夾帶軍事目的，已經衝擊美國西半球的安全屏障，必須重拾“門羅主義”以應對中國這個不速之客。其二，“後院”日益增長的中國因素具有扭轉拉美民主進程的風險。這類觀點聲稱，中國投資拉美帶來的“軟實力”“巧實力”效應不斷顯現，相比中國資本輸出，更可怕的是中國模式的輸出。智利總統博里奇對中國治國理政經驗感興趣表明，拉美的民主發展進程很可能打上“中國烙印”。其三，中國在拉美的存在是“積極因素”。這類觀點認為，鑒於美拉地理相鄰的天然優勢以及長久的歷史文化聯繫，中國無法取代美國在拉美的獨特角色和地緣政治地位，而中國投資拉動了拉美經濟發展，提升了就業，有助於減輕美國幫扶“後院”的負擔。其四，“中國因素未定論”。這類觀點認為，現在判斷“後院”中國因素的好壞為時尚早，應密切觀察中國因素日後的動向及變化。
上述四類觀點在美國各有市場，但第一、第二類近年甚囂塵上。為對沖“後院”迅猛增長的中國因素，拜登執政四年期間對美拉關係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拜登以“精通拉美事務”自詡，宣布“美國回來了”。為呼應拉美國家與美國平等相處的訴求，拜登特地宣稱拉美不再是美國的“後院”而是“前院”。2022年，拜登在美洲峰會上宣布建立“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APEP），旨在加大對拉美基礎設施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投入力度，此舉被廣泛認為劍指中國在拉美推行的“一帶一路”。2024年，美國“重返拉美”勢頭持續，不但通過美洲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在拉美落實APEP，國務卿布林肯還宣布考慮接納阿根廷為APEP成員。此外，美國在全球產業鏈重構過程中將“近岸外包”拓展為“友岸外包”，聲稱此舉將惠及更多拉美國家，助推地區國家的經濟復蘇和就業增長。不久前，美國又聯手美洲開發銀行推出“芯片法案”，實施西半球半導體計劃，意在與墨西哥、巴拿馬、哥斯達黎加等拉美國家建立芯片聯盟。凡此種種表明，拜登政府已接納國內政學界批評“美國的傲慢和疏忽將拉美推向中國懷抱”的觀點，明顯加大了對“後院”的投入與關注。
特朗普2.0時期即將開啟，這並不意味特朗普將拋棄拜登的“後院”政策。美國黨爭雖然激烈，但兩黨在維護美國在“後院”的戰略利益上有一定共識，均主張維持“門羅主義”，力防域外大國深度染指其勢力範圍。可以預見，特朗普新政會部分沿用拜登的“後院”政策，很有可能續推其第一任期時提出的“美洲增長倡議”，該倡議意在加大美國對拉美能源和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以此制衡不斷擴大的“一帶一路”影響力。此外，特朗普尚未上任便放話對墨西哥產品加征關稅，有意打擊中國輸美產品轉口墨西哥的避稅行為。因此，特朗普2.0時期不會樂見中國毫無障礙地成為美國的“新鄰居”，力防中國挑戰其西半球利益的戰略紅線不會改變，關稅、制裁、貿易保護主義等經濟手段將成為特朗普制衡中拉關係升溫的主要手段。
面對中美大國博弈，拉美國家大多心態複雜，既有“大象打架殃及草地”的擔憂，又有“大國相爭從中漁利”的期待，因此，地區國家大多採取務實的“大國平衡”戰略。近年來，拉美政治生態發生變化，左翼掌控地區政治版圖，美拉關係凸現新態勢，拉美國家時常聯動對美說“不”，地區國家戰略自主意識空前增強，美國掌控“後院”愈發力不從心，美國不再是美拉關係的單方決定性因素。在近年來的“中美拉”三角關係中，拉美國家“向東看”的態勢明顯。拉美國家認為，相較於美國，中國的投資和貿易雙輪齊驅，搭乘“中國經濟快車”是拉美髮展不可多得的機遇，“走近中國”正成為越來越多拉美國家的戰略選擇。
如何正確處理中拉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不但是中拉雙方的戰略考量，更應是美國方面的反思。美國在拉美影響力下降的根源在於其錯誤的鄰國戰略定位，因為拉美不是任何國家的“後院”。鄰國相處之道在於以鄰為伴、與鄰為善的王道而非任性妄為的霸道，美國應及時反思自身在拉美的歷史和現實行徑，而中國不應成為“替罪羊”。拉美不是中美博弈的競技場，而應當是雙方合作的橋樑。特朗普2.0時期，中美雙方應重啟“中美拉美事務磋商機制”，消除誤判，增加共識，照顧拉美關切，在中美拉三方合作中努力實現各自利益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