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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登政府最後時期，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經過數次反覆後最終得以續簽，為兩國維繫科技交流提供了新的機制保障。然而，不少人擔心特朗普回歸後中美科技關係又會發生新的變數。
回顧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國政府對華科技政策主要圍繞三大目標展開。其一，深刻改變中美科技關係的性質，將兩國從“合作共贏”轉向“戰略競爭”。美國政府一方面收緊對華先進科技領域的投資與出口管制，另一方面頻頻警告美國科研機構、大學和企業防範所謂“中國技術間諜”。此舉破壞了過去幾十年中美科技相對穩定的合作氛圍。
其二，打擊中國領先科技企業。華為、騰訊、位元組跳動等中國科企巨頭紛紛受到各種形式的打壓與限制。特朗普政府將大量中國科技企業列入出口管制、投資等領域“黑名單”，強制要求中國企業剝離在美投資。
其三，在美國國內和盟伴中推動“去中國化”。最具代表性的是“清潔網絡計劃”，主張在5G基礎建設、應用商店、雲服務、海底電纜等重要領域減少對中國科技產品的使用。從結果來看，美國一些核心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亞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美國的呼籲，但也有不少歐洲國家採取了更為謹慎或折衷的立場。
拜登政府基本延續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路線，但在競爭同時也強調接觸對話。除了續簽科技合作協定外，最突出的成果是建立中美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機制，該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雙方互信下滑的速度。拜登政府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中美共同關注領域保留了基於科研合作的接觸渠道，讓外界看到中美科技關係在局部尚有迴旋空間。
特朗普回歸可能讓這一止跌企穩的態勢中斷。首先，特朗普所強調的對華關稅和貿易戰不可避免將波及科技領域。為在兩國產業競爭中佔據優勢，特朗普政府很可能繼續擴大對華出口管制，尤其是施壓日本、荷蘭等產業鏈夥伴，加強對華半導體設備、材料的出口限制。美國也將以更大力度封堵中國科技產品的海外市場，可能推出與“清潔網絡計劃”類似的行動，施壓盟友國家提高針對中國智能產品的貿易壁壘。中美科技產業的競爭態勢將更加激烈、更加廣泛。
第二，特朗普政府依然對建設性的接觸互動不感興趣。從特朗普就任前的言論看，其第二任期仍將延續第一任期的對外風格，即不遵守舊有承諾，主動製造意外，逼迫對手讓步。在他看來，這種行為方式能給美國帶來更大受益，實現其“美國優先”的目標。但同時，這種非常規方式也容易激化局勢，削弱雙方互信。對於中美科技關係而言，雙方互信仍然處於高度脆弱的階段，容易因缺乏溝通造成突發危機。
第三，美國國會對華強硬派佔據優勢，可能推動一些進一步從根本上影響中美科技關係的立法限制。拜登政府時期，在美國一些有識之士和跨國公司的持續推動下，美國國會一些極端反華立法受到阻力。近期，“限制中企參與美國藥品研發”“對華科技投資限制”“審議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等條款沒有被納入臨時撥款和年度國防授權法。但是，特朗普上台後，特朗普團隊和國會對華“超級鷹派”聯動更為密切，進而有可能讓一些極端立法成功闖關，給中美關係和全球科技產業鏈帶來不可逆的傷害。
與此同時，特朗普的實用主義與“新團隊”也可能給一些領域帶來緩和跡象。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並非對所有中國科技產品採取一刀切的做法，其“現實利益至上”的行事風格，也使他在某些領域展現出與第一任期不同的態度。比如，特朗普上任前多次向TikTok向好，贊成允許TikTok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繼續在美國運營。他能否改變和調整TikTok強制出售令仍存疑問，但也可看出他對TikTok的態度已發生轉變，不再對此類產品和應用“妖魔化”。這可能預示着特朗普二任會對中美形成互利共贏的科技產業生態採取較為理性的態度。
此外，特朗普第二任期引入了多名科技界巨頭作為團隊成員，如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著名科技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森等。這些科技界人士有着專業知識背景和豐富經驗，更了解中美科技關係的複雜性。這些人的加入將增加特朗普第二任期對華科技政策的理性色彩，有助於減少誤解誤判，從而有可能在人工智能、科技投資、科技交流等領域發揮一定建設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