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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年前，為贏得對蘇聯的戰略優勢，美國直接干預了越南戰爭。然而事與願違，美國非但未贏得優勢，國內反而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戰運動。面對多重壓力及中美蘇關係的波動變化，美國總統尼克松提出“關島主義”，並利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糾正戰略競爭中的失誤，為美國贏得冷戰奠定了基礎。流光易逝，特朗普在2025年開啟其總統任期後，將面臨與尼克松類似的問題。為贏得戰略競爭優勢，特朗普迫切需要解決烏克蘭戰爭，同時還要延續拜登政府對俄羅斯和中國的遏制。
受國際體系約束力和孤立主義局限性的影響，中美俄回應戰略競爭策略各不相同，但都是基於制衡威脅的邏輯。
國際體系的約束
國際體系與單元互動直接影響戰略競爭的效果。與冷戰相比，冷戰後的國際體系是失衡的，而超級大國改變不了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所以，在未來的四年任期內，特朗普能給現有國際體系增加自己的外交特色，卻無法阻止國際體系內生成各種約束力。正如“關島主義”提出後，東盟、石油輸出國組織、歐洲經濟共同體等都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通道，地區力量的不斷崛起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美蘇爭霸的破壞力。
同時，儘管軍備在國際衝突中很難被視為唯一重要的決定因素，但核武器依然是威懾大國行為的戰略工具。據美國科學家聯盟統計，截至2024年3月底，俄羅斯擁有5580枚核彈頭，美國則擁有5044枚核彈頭。2024年11月，俄羅斯總統普京批准了新版核威懾戰略，用戰略力量制衡外部壓力。這是對特朗普改變烏克蘭戰爭現狀可接受風險程度的重大考驗。
靈活的孤立主義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是較早意識到孤立主義好處的美國政治哲學家，他認為在正義和誠信允許的範圍內，由國家利益來規範國際行為應該是主流政策。儘管孤立主義影響了美國上百年，但信奉孤立主義的美國政治精英並不拒絕道義現實主義，因此，美國外交中的孤立主義是靈活的。這就是為什麼羅斯福會介入歐洲和亞洲局勢，而尼克松則逆轉了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並大力支持以色列干涉贖罪日戰爭。實際上，特朗普的孤立主義從未超越美國外交的傳統。只不過，比起美國的孤立主義，我們似乎更“熟悉”美式的國際主義，從而對特朗普的外交行為產生了某種認識上的錯覺。
然而，受孤立主義影響，特朗普會在其外交決策中表現出較長的反射弧。例如，如果發動關稅“戰爭”就能保障美國的國家安全，特朗普就不會輕易介入國際事務。對特朗普而言，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利益是一個可以用來操縱美國公眾的工具，既可對微不足道的危險誇大其詞，也可故意貶低重要但會增加其執政成本的危險，以轉移公眾的視線。在12月訪問巴黎期間，特朗普明確表示，他不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但不反對歐洲駐軍烏克蘭監督停火，而美國軍隊則不會參與這一行動。因為特朗普明白，如果不支持今天的烏克蘭，那麼美國會為未來的國家安全付出更高的代價。
回應戰略競爭
審視既往歷史，在保持美國戰略競爭優勢的目標上，尼克松與拜登、特朗普等美國領導人沒有本質區別。因此，只要國際體系依然處於無政府狀態，制衡威脅就是中美俄戰略競爭的基本邏輯，不同的只是競爭策略。
特朗普實現其戰略競爭目標的關鍵是解決烏克蘭戰爭，因為烏克蘭戰爭涉及美歐、美俄、中俄關係，只有解決烏克蘭戰爭並保持北約內部團結才能分化中俄關係，繼而切斷中國在亞洲的供應鏈，提高關稅戰爭的效果，確保美國贏得戰略競爭。
基於蘇聯歷史遺產的影響，俄羅斯的決策者不會輕易向特朗普讓步。即便特朗普使用極端手段讓烏克蘭戰爭急剎車，但橫在俄羅斯與西方關係前的烏克蘭問題也不會根本性解決。為此，俄羅斯將會運用核威懾、“分而治之”的外交傳統，提高制衡外部威脅的能力。自12月以來，紹伊古、梅德韋傑夫等俄羅斯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高級官員先後訪華，以此鞏固與集體西方進行戰略競爭的關鍵支柱。
面對不斷加大的外部壓力，中國將選擇“內外兼修”的策略，不斷提高國家應對戰略競爭的韌性，包括內強經濟和科技創新能力，外拓多邊合作與戰略空間，在關鍵議題上精準反遏制，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為發展中國式現代化創造可持續發展的外部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