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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9是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生效實施30周年的重要歷史節點召開的一次締約方大會。大會達成了“巴庫金融目標”（BFG）協議，啟動了損失和損害基金，完成了《巴黎協定》關於高完整性碳市場的第6條談判。
COP29談判成果是聯合國多邊治理功能的重要體現，聯合國為應對人類社會面臨的全球性挑戰發揮了主平台作用。但COP29的階段性談判成果並不意味着國際氣候治理秩序將朝着既定軌道運行，隨着“新孤立主義”崛起、保護主義抬頭、單邊主義盛行，全球氣候治理秩序正面臨結構變革、模式重置、平台遷移、美國退群等重大挑戰。
結構變革
COP29大會達成巴庫金融目標，即新的氣候融資集體量化目標（NCQG），也就是說，到2035年，所有公共與私營部門氣候資金規模每年至少達到1.3萬億美元。雖然根據《巴黎協定》基本原則，發達國家具有歷史排放責任，應承擔所有氣候資金來源，但從談判中各方表態來看，各陣營對NCQG資金結構、數量和來源等有嚴重分歧，美國、歐盟強調NCQG捐助者需要擴大到所有有能力國家，包括新興經濟體。NCQG資金結構設計的核心目標，是發達國家在2035年之前帶頭每年為發展中國家籌集至少3000億美元，但主要支持對象是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由歐盟之外大多數發達國家組成的傘形集團（UMBRELLA）稱，NCQG應該是多層次的，有能力的發展中國家也應投入。因此，氣候資金雖然從1000億美元增加到NCQG的1.3萬億美元，但資金結構和來源已發生質的變化，發達國家將通過談判進一步向發展中國家施壓為NCQG注資，從而實質性地擺脫歷史責任。
模式重置
《巴黎協定》治理框架能形成共識，在於自下而上的“國家自主貢獻”（NDC）模式，並預定2025年啟動面向2035年的NDC目標制定提交進程。原來的NDC嚴格遵循了《巴黎協定》的“共區原則”“各自能力原則”“2度目標”，但是，從COP29的談判氣氛可以看出，傘形集團等發達國家提出新的NDC目標要與NCQG、1.5度目標相一致，同時還需納入“商品與服務稅”機制。這一新機制安排實質是將歐盟、美國推動的碳關稅等綠色貿易壁壘嵌入全球氣候治理制度，且這一政策信號已得到英國、挪威、小島國聯盟、傘形集團、環境誠信集團（EIG）等強力支持。如果在NDC中納入“商品與服務稅”機制，意味着全球減排模式將被完全顛覆，減排責任計算將更多依賴國際貿易產品中的碳稅，歷史排放責任將不再計入，“共區原則”體系也將被解構。
平台遷移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組織是全球氣候治理的主平台，締約方大會COP主導氣候治理的規則與進程，這是維護公平、公正的多邊治理體系的基礎。而從COP29談判中可以看到，歐盟強調NCQG的資金來源可將G20下啟動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組作為行動示範，這是試圖利用G20平台攤派責任，推進新議程。而美國一直通過積極構建排他性小多邊平台塑造新治理新規則，例如推進氣候適應和復原力緊急計劃（PREPARE）、格拉斯哥凈零金融聯盟、凈零政府倡議、綠色航運、TTC等。由於資金來源、NDC目標等治理新議題難以在較短時間內達成共識，聯合國治理主平台將被不斷削弱，治理新議題將在小多邊平台上湧現，聯合國氣候治理進程方向也將受到更多影響。
美國退群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曾退出《巴黎協定》，如今美國的政治周期即將進入特朗普2.0階段。特朗普在2024年總統競選中就宣稱要終止民主黨的綠色新政，停止綠色氣候基金撥款，再次退出《巴黎協定》。美國若再次退群，意味着排放量最大的發達國家將脫離全球氣候治理體系，這會是全球最大的“碳泄漏”，將極大地動搖其他國家減排的信心和動力。更重要的是，特朗普2.0階段貿易保護主義和綠色貿易壁壘二者疊加，將導致氣候治理中的減排責任演變為綠色貿易平衡問題，促發各國競相加征綠色貿易關稅，高築綠色貿易壁壘，使氣候資金落實無望，“共區原則”失去應有之義，聯合國氣候治理進程將陷入碎片化、空心化。
進入2025年，全球氣候危機將愈加嚴峻，而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將在變革中進入艱難的困境期和動蕩期。面對新挑戰，廣大發展中國家更需攜手應對，合力保護人類共同的地球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