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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具有連續性，就美國“印太戰略”而言更是如此。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明確提出“印太戰略”，確立了其主要目標與基本政策架構，並在國內展開跨政府部門協同與一定社會層面的動員，在國際上也初步整合了盟伴力量。拜登政府“印太戰略”是在此基礎上的升級版，其最主要成果是推進該戰略更加系統化、機制化、擴大化，同時進一步完善了在印太地區的安全布局。
系統化指的是明確了“印太戰略”的路線圖，促進各項政策的相互協同。2019年6月美國國防部發佈《印太戰略報告》，主要規划了推進“印太戰略”的軍事與安全政策，而2022年2月白宮發佈的《印太戰略報告》則從頂層規划了“印太戰略”藍圖與政策路線圖，層級更高，體系性更強，如增加了對經濟議題以及非傳統安全議題的關注，實現了“印太戰略”的多輪驅動。機制化主要體現在小多邊安排的制度化，如四邊機制（QUAD）、美日韓、美日菲等，尤其是美日韓三邊機制的形成更是有重大突破性意義。擴大化包括兩層意涵：一是跨區域聯動，如加強了歐洲大西洋地區與印太地區的聯動，北約“印太化”趨向成為政策界與學術界關注的議題，而美英澳三邊安全合作關係（AUKUS）則反映出跨區域互動已是既成事實；二是跨議題聯動，即在美國盟伴體系內部實現了安全、技術、供應鏈等多議題的並聯。
安全政策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基礎，甚至是首要支柱。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均不斷完善印太地區安全布局，如加強在日本、澳大利亞等“印太”前沿的軍事存在，強化對日韓的延伸威懾，明確對日協防承諾包括釣魚島、對菲律賓協防承諾覆蓋南海地區，持續推進“太平洋威懾倡議”等。拜登政府通過升級美菲安全合作關係、強化對台軍事援助來加強第一島鏈防務，同時加大與盟伴的海上執法合作，推進軍事力量與海警力量在本地區的協調聯動。
特朗普第二任期“印太戰略”將大體繼承拜登政府政策體系，但在政策協同、盟伴關係方面可能出現新的變化。從政策協同上來看，“印太經濟框架”（IPEF）可能會有變數。拜登政府注重加強在印太地區的經濟參與，尤其是重視構建地區經濟制度，推進“印太經濟框架”便是其典型案例。特朗普對此並不熱心，甚至揚言要退出“印太經濟框架”。筆者認為，完全退出的可能性不大。不同於整體性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印太經濟框架”是由“互聯經濟”“韌性經濟”“清潔經濟”“公平經濟”四大支柱所組成的經濟制度安排。這四個部分相互獨立且又互相聯繫，目前“供應鏈”支柱協議已簽署並生效，“清潔經濟”“公平經濟”支柱協議也已實質性結束磋商，互聯經濟即貿易協定尚未達成共識。鑒於對供應鏈安全、反腐敗與公平競爭環境的重視，特朗普第二任期會繼續推進“韌性經濟”“公平經濟”，對於應對氣候變化與推進綠色發展的“清潔經濟”則可能棄之不用。因而，即便特朗普第二任期選擇退出某一支柱，但“印太經濟框架”的政策內容仍可能繼續存在（出於反拜登的緣故，很可能不再使用“印太經濟框架”的名稱）。
從盟伴體系上來看，特朗普儘管對美國同盟體系頗有微詞，但並非單純的反同盟，而是要對盟伴體系再塑造，即構建權力等級分明、責任義務對等的新架構。美國要強化在同盟體系中的話語權與決定權，但同時又要求其盟伴承擔更多責任並為其安全支付更多“保護費”。這一立場不利於美國盟伴關係的發展。不過，拜登政府加強了美國與其盟伴的團結，促進了美國盟伴體系的相互理解與互相支持，這對美國盟伴關係的穩定將發揮一定作用，同時也讓美國盟伴看到了希望，即特朗普對美國聯盟體系的影響僅是暫時現象，下一屆政府或會如拜登政府一樣再次重視同盟關係的建設。鑒於歐洲與東亞等地區環境的變化，美國盟友雖然不滿但也必須接受現實，“熬下去”或許是它們不得不做出的妥協。這意味着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同盟體系會出現嫌隙，但這一體系不會從根本上被動搖。
特朗普常常不按套路出牌，其政策往往具有不可預知性。但從過去八年的政策實踐來看，美國實施“印太戰略”的進程具有很明顯的延續性，這種延續將增強實踐該戰略的政策慣性與路徑依賴。“印太戰略”是美國應對中美“世代競爭”的地緣戰略，顯然會給中國帶來一定挑戰，然而它已不再是新事物，中國對美國“印太戰略”的目標、手段等已有更清晰的認識，並在此前數年的博弈中積累了經驗。有理由相信，在接下來的四年中，中國將更有信心並更加從容地應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印太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