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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各國愈發重視人工智能技術的重要性，也逐漸認識到人工智能技術可能給人類帶來安全挑戰、倫理難題等諸多風險。令人欣慰的是，各國在人工智能技術治理與風險管控領域取得一些成果，一些針對人工智能安全的多邊倡議和機制猶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
在技術和治理不斷發展的大背景下，2024年5月，中美就人工智能問題展開第一輪政府間對話。由於美國對華科技打壓絲毫未減，一些人士開始懷疑對話成果。但無論從應對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風險，還是從穩定兩國關係、推動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兩國就這一領域的對話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方面，中美合作有助於更好管控、應對技術風險。目前，中美都在加緊研判人工智能技術與應用過程中的潛在與現實風險，並嘗試從技術與監管兩方面及時應對，積累了較多的實踐經驗。同時，由於中美在人工智能技術研發、應用與監管過程中各有側重，兩國經驗具有一定互補性。此外，從技術角度而言，美國在人工智能基礎研究與大模型建設上具有一定優勢，中國則擁有更豐富的使用場景與數據累積，兩國協作將有助於從模型設計和數據訓練兩個環節研判、應對內生性技術風險。
另一方面，這一對話也有利於雙邊關係穩定。目前，科技已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核心之一，中美如果能夠就人工智能問題交流，進一步明確共識與分歧，將有助於改善雙邊關係、緩解緊張情緒。同時，儘管對話難以短期解決美國在科技領域對華採取“小院高牆”政策的問題，但考慮到人工智能廣泛的應用場景，針對人工智能安全風險的交流仍有助於雙方劃定風險，並推動雙方拓展新的交流議題，在具體場景協作中推動彼此理解。
中美就人工智能展開對話與合作還有助於對外傳遞積極信號，避免大國博弈可能帶來的新生風險。例如，一些歐洲國家在推進人工智能治理的過程中，也高度關注中美在這一領域的互動，認為中美如果無法有效管控科技競爭，將削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整體效力。同時，美國如果仍堅持組建排除中國的科技發展和治理同盟，不僅將造成技術發展不兼容，還會導致治理過程中的標準混亂，帶來監管漏洞。
但中美人工智能對話仍面臨諸多挑戰。目前美國在科技領域對中國採取高度警惕和整體打壓策略，極大抑制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取得合作成果的意願。美方希望將人工智能對話與美國對華科技總體政策切割，但這種一邊打壓一邊對話的扭曲心態不利於培育對話的積極環境，也無助於增進雙邊互信。在操作層面上，對話還面臨議題政治化、迫切風險模糊化、對話預期結果不一致這三大問題。
首先，不同於技術人員和學者的直接交流，政府間對話往往遭遇人工智能問題“政治化”的風險，使雙方不能很好地聚焦技術本身，而是更多關注技術之外的雙邊關係。其次，由於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不斷加強，中美矛盾成為政府間對話難以迴避的話題，雙方難以將對話推進至對共同面對的人工智能風險的探討，而是止步於技術領域的雙邊限制和制裁措施。最後，中美在人工智能風險判斷、治理的國際目標和國內目標方面還存在差異，就對話成果也有不同預期。
針對上述挑戰，下階段中美人工智能對話應明確目標、細化議題，並充分挖掘多邊與二軌對話潛力。政府方面，雙方可以在對話開始前首先授權二軌層面溝通或開展一軌會前會，明確對話主要目的，並調整雙方預期。此外，中美下一階段對話可設置更清晰明確的議程，以摒除雙邊關係緊張造成的對話重點偏離，在豐富對話內容的同時提高溝通效力。最後，對話中還可以加入更多雙邊技術治理的案例分享，並設置具體場景下應對策略探討環節，將關注點從雙方分歧引導至面臨的共同挑戰。
在議題設置上，中美可嘗試將人工智能安全問題分為“技術安全”（Technological Safety）和“應用安全”(Application Security)。前者強調人工智能在技術層面可能存在的風險，例如算法歧視、模型漏洞等，以及模型快速迭代造成的技術失控等內生風險，後者則強調技術被非國家行為體惡意利用、技術發展與應用引起的社會變革以及人工智能軍事化、治理體系不兼容、監管漏洞等外生風險。
在技術安全層面，中美可首先從人工智能技術可靠性、可控性和可解釋性入手，探討各自擔憂及預期解決方式。其次，中美還可從如何確保技術非歧視性與對人類不構成危害入手，針對如何確保技術在開發和訓練階段恪守科技倫理與基本價值觀、做到“以人為本”進行交流。最後，兩國還可就如何應對生成式人工智能（AGI）和超人工智能（ASI）的過度發展可能帶來的技術失控問題展開對話，探討如何平衡技術發展和有效監管。
在應用安全層面，中美可將安全風險分為非國家行為體惡意使用技術造成的安全風險、技術變革可能給社會秩序造成的風險以及國家間互動可能導致的安全風險三類。
第一，中美可明確非國家行為體惡意或濫用技術可能給國家、社會和個人帶來的安全威脅，並探討如何從價值倡導、法律規制和技術約束三方面為人工智能技術使用設置“安全帶”（seatbelts）。第二，中美可就技術變革給社會生活帶來的挑戰和潛在風險進行溝通。比如，如何解決生產自動化帶來的失業問題和人員再培訓問題，爭取更好地運用人工智能技術賦能經濟發展，平穩實現產業升級和勞動轉型。第三，中美可就國家間互動所導致的風險外溢問題進行研判，嘗試尋找管控與應對策略。同時兩國有必要就如何確保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按時展開保持溝通。
除合作應對風險外，中美政府間對話和二軌對話也可將如何發揮人工智能的積極作用納入議程。兩國可就應用人工智能技術推動全球氣候治理、管控跨境犯罪與毒品流通、消除技術鴻溝等問題展開對話與合作。
在對話形式上，中美應重視多邊對話機會與二軌對話潛力，從多邊安全視角看待中美人工智能合作，使二軌對話成為政府間對話的重要補充，並嘗試將更多利益攸關方納入其中。
首先，中美應堅持人工智能治理的多邊主義，在聯合國框架下逐步建立各國普遍參與的治理機制。中美作為當前人工智能技術領先國家，能夠在聯合國框架下共同推動現存治理體系完善，對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意義重大，也有利於下一階段為人工智能技術創新創造安全、有序的環境。除聯合國機制外，中美也應充分利用學者論壇、科技峰會等非政府間多邊對話平台，這不僅有助於規避中美對話過於聚焦雙邊博弈而忽視整體性技術風險的問題，也有利於中美以更宏觀、開放的視角考察雙邊競爭可能導致的負面影響。
中美還應繼續重視二軌對話的潛力，確保相關二軌對話機制的穩定，並在未來進一步豐富二軌對話內容，將更多來自技術界與企業界人士納入其中。中美應使二軌對話成為政府間對話的重要補充，為政府間對話奠定良好基礎。例如，在政府間對話展開前，中美可以先行啟動二軌層面接觸，為政府間對話奠定初步共識或明確分歧點。在對話結束後，中美也可通過二軌層面的接觸回顧政府間對話存在的問題，推動政府間的宏觀共識在操作層面落地。
此外，考慮到目前中美雙方都已成立相關人工智能治理機構、機制或研究網絡，未來兩國也可推動治理機制、研究網絡之間的對話，為深耕技術發展、風險防控和技術運用的專業人士建立更多溝通橋樑。此舉將有助於雙方在技術發展和技術應用風險上達成共識，推動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從對話走向務實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