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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保護主義、經濟安全擔憂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日益加劇。在此背景下，歐盟委員會新任領導團隊（2024-2029年）的任務是帶領歐洲走出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事實上，他們面臨的核心挑戰之一是制定富有凝聚力和強有力的措施，應對中美博弈這一本世紀最複雜的地緣政治挑戰。對此，歐盟應制定自己的“對華對美政策”。
隨着歐洲議會選舉和右傾國家政府的崛起，歐盟委員會在政治上進一步向右轉。這反映在議會委員的組成上：15人來自歐洲人民黨，5人為自由派，4 人為社會主義者，2人來自極右翼政黨，還有一人是身為斯洛伐克民族民粹主義領導人的獨立人士。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歐洲複雜民眾情緒的轉變，包括意大利的喬治亞·梅洛尼和荷蘭的吉爾特·威爾德斯贏得競選。背後的原因，在於歐洲選民對本國系統性的經濟萎靡以及曠日持久的烏克蘭危機感到不滿和失望。
這一轉變也促使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作出調整。她強化了在移民問題上的立場，並縮減了綠色議程。現在，她又利用德拉吉報告進一步調整政策，接受該報告對歐盟主要政策缺陷的批評，例如在沒有相應產業戰略的情況下實施氣候政策。這種平衡行為的根本目的是平息內部批評和反對，但絕非易事。事實上，儘管歐盟委員會主席獲得了包括歐洲綠黨在內的各界支持，但其減少環保舉措的做法卻存在矛盾，可能會削弱她的領導地位。
為此，馮德萊恩有意將曾經平衡其權力的關鍵人物排除在外，包括荷蘭的弗朗斯·蒂默曼斯、西班牙的何塞普·博雷爾和法國的蒂埃里·布雷頓。這些人曾是馮德萊恩單邊治理風格的制衡力量。布雷頓指責馮德萊恩操縱權力，並質疑她的領導能力。儘管困難重重，但馮德萊恩還是掃清了阻礙，繼續推進自己的核心目標：制定更加協調、更加激進的對華立場。
從官僚政治角度理解歐盟對華政策
歐盟對華政策應被視作某位領導人的專屬特權。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但很誘人。各機構、各部門和各委員之間的競爭和談判（即使這些人具有廣泛一致的地緣政治直覺）可能產生截然不同且難以預測的結果。如果不對歐盟委員會的官僚機構進行根本性改革，任何領導人，包括馮德萊恩在內，都無法推動成員國的工業、貿易、經濟和安全政策的徹底調整。
事實上，委員會新任命的領導架構存在職責重疊，這導致外界對具體職責感到困惑，並擔心未來出現官員冗餘。一個顯著的例子是西班牙的特蕾莎·里貝拉。按書面規定，她的職責包括“清潔、公正和有競爭力的轉型”，但她的風頭卻被負責氣候與凈零排放、環境與水資源恢復、能源等其他委員蓋過。將氣候相關問題劃分給四個獨立職位，可能會削弱這些職位的影響力。此外，曾經的氣候活動家裡貝拉以前宣稱“抱歉，核能不是綠色能源”，現在卻接受了歐盟將核能重新歸類為“綠色能源”的做法。現在，她必須在脫碳與經濟競爭力之間取得平衡，同時她又受到行政權有限的制約——她的行政權主要涉及競爭法。
委員會內部的機能失調，還表現在其他職責界定不清和存在重疊的方面。委員會設有地中海事務專員和移民事務專員，同時還負責代際公平、衛生和動物福利等事務。此外，2021年，巴里民事上訴法院表示，凝聚力和改革事務專員拉斐爾·菲托“完全脫離民主和法制”，這進一步讓人懷疑該團隊是否有能力維護歐洲價值觀。
另一項備受爭議的舉措是，在馮德萊恩提議的內閣里，她取消了與歐洲原則問題相關的關鍵職位。價值和透明度專員被取消，同時取消的還包括具有象徵意義（儘管非常令人困惑）的“促進我們歐洲生活方式”的職位，該職位從2019年到2024年一直存在。此外，性別平等職位已與“危機管理”職位合并，從而將婦女權利與災難援助捆綁在一起。總體而言，這些決定表明，歐盟的社會和福利問題，以及該領域更緊迫的政策問題，可能會在2029年之前失去優先級。官僚機構的改組表明，經濟安全和“去風險化”很可能在未來五年主導歐洲議程。
委員會主要官員重點關注中國
雖然存在種種混亂，馮德萊恩的新團隊只有一個明確連續的工作方向，那就是歐洲的對華政策。該政策不會出現重大轉變，事實上，歐洲的立場可能會更加好戰和自信。
馬羅什·謝夫喬維奇目前負責貿易和經濟安全事務，預計他將推動採取更加強硬的做法，與歐盟委員會領導層以及華盛頓的對華立場保持密切一致。在寫給謝夫喬維奇的“任務信”里，馮德萊恩明確指示他 “按照我們的去風險政策，管理對華貿易和經濟關係”，同時解決“非市場政策的溢出效應、市場扭曲和有害的產能過剩”。這些要求明顯將使歐盟陷入對華競爭、雙邊關係緊張的境地。此外，他還負責領導“新的經濟安全主義”，在“出口管制”方面從事合作，應對“對外投資”的風險，並制定歐盟針對中國產品的新路線圖。
即使在競爭法里，監管外國補貼等反壟斷措施也已被用來對抗中國的影響力，預計這些措施將變得更加突出。在馮德萊恩寫給里貝拉的信里，她強調需要“大力執行《外國補貼條例》，包括積極主動地找出可能導致競爭扭曲的最成問題的做法”。
卡婭·卡拉斯是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候選人。在她收到的信函里，明顯沒有提到中國。鑒於她事實上是首席對華外交官，這種遺漏說明了很多問題。這可能意味着要麼打算緩和雙邊關係，要麼採取更加對抗性的外交政策，但這些通常不會公開傳達。鑒於目前的情況，後者似乎是一種更合理的解釋。卡拉斯的作用至關重要，她對俄羅斯的立場是眾所周知的，這意味着中國在烏克蘭戰爭中不斷變化的立場可能會影響她對中國的看法。
最後，不出所料，台灣牌出現了。擬任國防和太空專員的立陶宛前總理安德留斯·庫比柳斯是著名的台灣支持者，在兩岸關係問題上直言不諱。他是 2021年第一個訪問台灣的歐洲議會代表團成員，並一貫支持台北，包括支持台灣加入世衛組織的提議——這是大陸堅決反對的。作為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的成員，庫比柳斯致力於改革以價值觀為中心的政策，“促進民主，應對中國崛起對規則和人權體系構成的威脅”。
這26名被提名者將參加歐洲議會舉行的聽證會。歐洲議會歷來通過拒絕某些委員來證明其有限的權力，以顯示其權威。最著名的一次是在2019年，當時法國、羅馬尼亞和匈牙利不得不更換候選人。鑒於目前的安排，一些委員可能不會任職太久。
歐盟今後的對華政策：分裂還是外交？
最終，歐盟似乎將走向更加對抗的對華立場，這可能會使雙邊關係更加緊張。隨着馮德萊恩的“地緣政治委員會”轉向“混亂委員會”，她的2.0戰略不僅可能使重點工作變得混亂，而且使得未來和中國打交道這件事變得危險。未來更為激進的對華政策可能和現有做法如出一轍，並加劇歐洲內部的目標衝突。這種持續的分歧削弱了歐盟對華談判時展現統一陣線的能力。過去十年，這些分歧使得中國能夠利用歐盟的內部不和，推行更為強硬的政策，併產生了重大的經濟影響。
同時，這種不確定性因外部因素而更加複雜，尤其是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下一任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可能會顛覆馮德萊恩的計劃，迫使她採取更為和解的態度。如果新一屆美國政府對中國或歐洲本身實施截然不同的戰略，可能會破壞她的行動，使歐洲變得脆弱，缺乏連貫的計劃。在戰略不斷變化和內部不和的複雜網絡里，歐盟有可能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的旁觀者，其對抗性姿態可能加深分歧，其對日益機敏的美國和雄心勃勃的中國的影響力也將受到衝擊。
歐盟目前需要的也是最缺乏的，是連貫的“對中對美政策”，即一項能夠讓歐盟理解、應對和預防中美對彼此、對歐盟態度變化的戰略。在歐洲大陸出現二戰以來最大規模陸地入侵之際，美國成為歐盟的軍事、安全和情報夥伴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布魯塞爾不應因此放棄深化對華關係的能力，不應誇大中歐之間的不相容或者分歧。此外，布魯塞爾必須警惕根本的疏忽，即未能認識到華盛頓日益興起的保護主義的內在風險。面對美國的工業政策，不採取行動將削弱歐洲國家維護本國公民長期經濟利益的能力。
歐洲戰略自主不應是一個備受嘲笑的口號或者浪漫的幻想。事實上，這是歐洲唯一可行的立場，因為美國越來越以國內為導向，而中國正尋求鞏固和重振其疲軟的經濟。歐洲需要明白，它是多方戰略博弈中獨立的第三方，並理當採取相應的行動。
